上述趋势成了电子设备的发展规律。每一年，电子设备都变得更小、更便宜、更快、更强大。计算机和微芯片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相互交织更是凸显了上述规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诺伊斯后来写道：“新元件和新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让两者均产生了爆炸性增长。”22 这种协同效应在半个世纪之前也出现过，当时石油业与汽车业出现了同步增长。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创新经验：要了解哪些行业具有共生性，这样才能利用它们协同增长所带来的机遇。
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工程师们开始离职，这股离职潮促使硅谷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仙童之子”的公司：来自仙童半导体的孢子让这些公司生根发芽。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1961年，赫尔尼和当年抛弃肖克利的“八叛逆”中其他三人离开了仙童半导体，加入了一家由阿瑟·罗克（Arthur Rock）投资创建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Teledyne。此后，其他人也纷纷离开，到了1968年，连诺伊斯本人也准备走了。公司没有让他担任顶层职位，这让他感到很愤怒，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做这个。仙童这家公司乃至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都已经变得太大、太官僚。诺伊斯渴望甩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职责，回头去做实验室的一线工作。
摩尔回答说：“我觉得这里也不错。”25 他们曾经开创了离开成熟公司去创业的加州科技界文化。但当时两人都已年近40，摩尔已经没有那种驾着滑翔伞从屋顶往下跳的冲动了。诺伊斯不断催促摩尔。最终，在快到1968年夏季的时候，诺伊斯索性对摩尔说自己准备走了。摩尔多年后笑称：“诺伊斯能让你不禁想和他一起向前跨越，所以最后我说：‘好吧，我们走。’”26
要是有人能给出简洁准确的规则来预测趋势线，就能够帮助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运用这条经验。幸运的是，戈登·摩尔当时率先做起了这件事。在微芯片销量刚刚开始激增之际，有人让他预测未来市场走向。于是他在1965年4月号的《电子》（Electronic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元件》的论文。
摩尔在论文开头展望了数字行业的未来。他写道：“集成电路将带来一系列奇迹，比如家用计算机（或者至少是与中央计算机相连的终端）、汽车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有便携式个人通信设备。”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更富先见之明并注定让他声名远扬的预期。他指出：“在元件价格保持最低的前提下，复杂性每年大约会增加一倍。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未来十年里，这种趋势将基本保持不变。”23
诺伊斯在致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辞职信中写道：“（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而我觉得日常工作越来越乏味了。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的，我喜欢小镇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我们的雇员是我能接受的‘故乡’最多人数的两倍。”他说，他的愿望是“重新贴近先进技术”。27
有一天，诺伊斯问摩尔：“我们办一家新公司怎么样？”
当诺伊斯给罗克（仙童半导体创建时的融资就是罗克安排的）打电话时，罗克立马问：“你怎么到现在才决定？”28
摩尔的话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集成到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在倍增，他预计该趋势至少在未来10年里都将保持下去。他有一位在加州理工当教授的朋友曾在公开场合称之为“摩尔定律”。在10年之后的1975年，摩尔的观点被事实证明是正确无误的。随后，他对自己的定律进行了修正，将预期增长率削减了一半，他预言未来芯片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而非每年翻一番”。他的同事戴维·豪斯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正，称随着动力的增强及微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种说法现在有时候还会被援引。事实证明，摩尔定律及其变体至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发挥了作用，它帮我们绘制了一张路线图，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浪潮之一以及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指引。
1959年，仙童摄影器材公司不出意料地决定行使收购仙童半导体的权利。这使得8位创始人变得非常富有，但却种下了不和的种子。该公司在美国东海岸的高管拒绝授权诺伊斯将股票期权分给有价值的新人工程师，他们还把半导体部门的利润拿去投资平平淡淡也不怎么成功的领域，如家用电影摄像机和邮戳机。
摩尔定律不仅仅是一个预期，而且是行业的目标，这就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证预言。第一个例证出现在1964年，当时摩尔正在酝酿该定律。诺伊斯决定让仙童半导体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该公司最简单的微芯片。摩尔将该战略称为“诺伊斯对半导体行业的意外贡献”。诺伊斯知道，低价会促使设备生产商在他们的新产品中运用微芯片。他还知道，低价会刺激需求，推动批量生产和规模效应，进而使摩尔定律成为现实。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