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感谢30年来一直担任我编辑和代理人的艾丽斯·梅休和阿曼达·乌尔班以及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卡罗琳·里迪、乔纳森·卡普、乔纳森·考克斯、朱莉亚·普罗瑟、杰姬·萧、艾琳·凯拉迪、朱迪丝·胡佛、露丝·李–梅和乔纳森·埃文斯。我要感谢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帕特·津杜尔卡和利娅·比托尼斯以及许多其他人。此外，我还幸运地拥有愿意阅读本书书稿并提出中肯意见的一家三代人：我的父亲欧文（一位电气工程师）、我的弟弟李（一位计算机顾问）和我的女儿贝齐（一位科技作家，她是让我对爱达·洛夫莱斯产生兴趣的第一个人）。而我最诚挚的谢意要献给我的妻子凯茜，她是我最睿智的读者，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爱心的一个人。
我在许多网站上进行了试验。我发现效果最好的是本书中的人物之一埃文·威廉姆斯创建的Medium。书中的一篇节选上线第一周的阅读量就达到了18 200人次，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阅读我书稿的读者都多出了约18 170人。有数十名读者发表了评论，还有几百名读者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我根据这些反馈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还增加了一节全新的内容（关于丹·布里克林和VisiCalc的部分）。我要感谢在众包过程中向我提供帮助的数百名协作者，其中有些人现在我已经认识了（说到众包，我希望很快有人能发明出一种集增强型电子书和维基百科于一体的东西，缔造出部分由著者主导，部分依靠众包的全新多媒体历史）。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尝试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书中许多章节我都是以众包方式请读者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的。众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为学术论文广泛征询意见是1660年伦敦皇家学会成立的原因，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美国哲学学会的原因。《时代》杂志也尝试过把文稿发送到所有办事处，广泛征求“建议和修改意见”，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卓有成效的。以前我会把自己书稿中的部分章节发给几十位熟人阅读，而现在我可以通过互联网请数千名陌生人发表评论和修改意见。
我要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并向我提供信息的人，他们是鲍勃·阿尔布雷克特、阿尔·奥尔康、马克·安德森、蒂姆·伯纳斯–李、斯图尔特·布兰德、丹·布里克林、拉里·布里连特、约翰·西利·布朗、诺兰·布什内尔、琼·凯斯、史蒂夫·凯斯、文特·瑟夫、韦斯·克拉克、史蒂夫·克罗克、李·费尔森施泰因、鲍勃·弗兰克斯顿、鲍勃·卡恩、艾伦·凯、比尔·盖茨、阿尔·戈尔、安迪·格鲁夫、贾斯廷·霍尔、比尔·乔伊、吉姆·基姆西、伦纳德·克兰罗克、特雷西·利克莱德、莉莎·卢普、戴维·麦奎尼、戈登·摩尔、约翰·内格罗蓬特、拉里·佩奇、霍华德·莱茵戈尔德、拉里·罗伯茨、阿瑟·罗克、弗吉尼娅·罗曼提、本·罗森、史蒂夫·拉塞尔、埃里克·施密特、鲍勃·泰勒、保罗·特雷尔、吉米·威尔士、埃文·威廉姆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我还要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向我提出宝贵意见的肯·奥莱塔、拉里·科恩、戴维·德布斯、约翰·多尔、约翰·霍拉、约翰·马尔科夫、林达·雷斯尼克、乔·泽夫和迈克尔·莫里茨。
芝加哥大学的拉胡尔·梅赫塔（Rahul Mehta）及哈佛大学的丹尼·Z·威尔逊（Danny Z. Wilson）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其中的数学和工程学错误；当然，我还是趁他们不备偷偷犯下了一些错误，所以书中如果存在什么疏漏，责任完全在我。我要特别感谢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他阅读了书稿，并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从我1986年出版《智者》（The Wise Men ）一书开始，我写的每一本书都得到过他的悉心指点，我还保留着塔尔博特每一份详尽的批注，这些都是他智慧与慷慨的见证。
这应该是一种非常适切的做法，因为促进协作正是互联网创建的原因之一。一天晚上，当我写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尝试让互联网发挥出这种原始作用。我希望它既能帮助我完善书稿，又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今天这些基于互联网的工具是如何促进协作的（以及与Usenet和老式电子公告板系统相比有何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