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互联网可以作为虚拟协作和远程协作的工具，但是数字时代的创新为我们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是，近距离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这条经验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适用。亲自会面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通过数字方式复制的，贝尔实验室已经向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英特尔的创始人们为公司设计了一个以团队为中心不断延伸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使得自诺伊斯以下的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在一个没有隔阂的环境下工作。这后来成为硅谷公司常用的一种办公模式。曾经有人预测数字工具的出现可以让企业员工进行远程办公，但是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完全实现。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上任雅虎首席执行官之后的首项举措是禁止员工在家办公，她指出：“人们在共处的时候可以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创新。”当史蒂夫·乔布斯在为皮克斯设计新总部大楼的时候，他非常执迷于大楼中庭的结构安排，甚至连洗手间的位置也需要由他来决定，他希望通过建筑结构的设计来促进员工之间的偶遇。苹果新建的标志性总部园区是他的遗作之一，这是一座围绕着大型中央庭院的环形建筑，它的内部含有多个开放的工作空间。
身边缺乏这种团队的远见者通常只能沦落为历史的注脚。历史学界对于谁是真正发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进行了一场相持不下的争论：究竟是约翰·阿塔纳索夫，一位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工作的艾奥瓦州州立大学教授，还是约翰·莫奇利和普雷斯伯·埃克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带领的团队呢？在本书当中，我更加认同的是后者的功劳，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成果——ENIAC能够真正运转起来和用于解决问题。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机械师的帮助，还有一群女性程序员负责为他们完成编程工作。相比之下，阿塔纳索夫却一直都无法完全运行自己的机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身边没有可以帮他解决打孔卡片问题的团队。这台机器最终被放置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后来还在没有人记得它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被丢弃了。
最高效的团队能够将拥有各种特长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贝尔实验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专门在新泽西州郊区的新总部里面修建了多条长廊，这里聚集着理论物理学家、实验家、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甚至还有一些指甲缝塞满油污的电话线路维修工人。实验家沃尔特·布拉顿与理论家约翰·巴丁拥有共同的工作空间，他们就像是坐在同一张钢琴凳上的作词家和作曲家一样，终日埋头于谱写他们的应答二重奏，第一个晶体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首先，创新是一个协作过程。与孤独天才的灵光一闪相比，创新更多是来自团队协作。历史上每一个创意活跃的时代都是如此。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有专门进行协同工作的机构和用于分享想法的网络。而对于数字时代来说，团队协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即便是那些参与发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天才们，他们的大部分成就也都是通过团队协作取得的。就如罗伯特·诺伊斯一样，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会更倾向于成为公理会的牧师，而不是孤独的先知；成为合唱歌手，而不是独唱者。
与计算机类似的是，阿帕网和互联网也是通过团队协作设计出来的。一位恭敬有礼的研究生为它们的开发过程创立了一种决策方式——互相分发一种叫作“征求修正意见书”的文档。这个过程的产物是一个没有中央权威或者枢纽的分组交换网络，其中的权力被完全分布在各个节点之上，每个节点都可以创建和分享内容，而且可以绕过企图向其施加控制的行为。一个协作的流程产生了一个旨在促进协作的系统。互联网被刻上了它的创造者的基因。
举个例子，推特的创始团队在通力协作的同时也经常会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根据《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的说法，当推特的一位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开始在媒体采访中包揽大部分功劳的时候，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之前曾经创办Blogger的连续创业家）告诉他要淡定。“但是我发明了推特。”多尔西如是说。
根据这段亚里士多德名言的后半部分，计算机脱离社交的本质表明它们“不是野兽，即是神明”。而事实上，它们两者都不是。无论人工智能工程师和互联网社会学家提出了怎样的宣言，数字工具仍然不会具有个性、意图或者欲望。它们只是我们的造物。
组建一支伟大团队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将负责构思创意的远见者和能够执行这些创意的管理者结合在一起。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31 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都属于远见者，所以他们在英特尔招募的第一位员工是安迪·格鲁夫，他清楚知道如何实施清晰的管理流程，如何敦促人们专注手上的工作，以及如何把事情做好。
数字时代的另外一条启示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人类是一种社交动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可以解释民用频段电台和业余无线电出现的原因呢？更不用说像WhatsApp（一款通信应用程序）和推特这样的继承者了。几乎所有的数字工具，无论它们的设计初衷是什么，人类总会把它们用作社交目的：建立社区、促进交流、实现社交网络。即便是最初被当作个人创意工具的个人电脑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调制解调器和在线服务的兴起，它最终还为我们带来了脸谱网、Flickr和Foursquare等社交网站。
然而，这些形式都不是数字时代独有的。巴贝奇的大部分研究资金都来自英国政府的拨款，英国政府会向能够巩固帝国经济和统治的研究提供慷慨的资助。巴贝奇从私营企业身上也吸收到了许多想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来自纺织工坊为自动织布机发明的打孔卡片技术。他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多个新式的同伴网络俱乐部，其中包括英国科学进步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将这个庄重严肃的组织看成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先驱也许显得有些不当，但是它们两者存在的目的都是促进同伴协作和思想共享。
除了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外，历史上还存在第三种组织协作创新的方式：依靠人们不求回报地分享想法和做出贡献的志愿者项目。许多建立互联网及其服务的进步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哈佛大学的学者尤查·本克拉将其称为“基于共享的集体协作”。32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形式的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维基百科和万维网的建立，以及Linux和GNU、OpenOffice和火狐浏览器等免费开源软件的开发都是很好的例子。正如科技记者史蒂文·约翰逊所说的：“它们的开放架构让其他人可以在现有想法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就像是伯纳斯–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建立万维网那样。”33 这种通过同伴网络进行的共享协作的驱动力不是来自金钱激励，而是来自其他形式的回报和满足感。
有时候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而支持某一种生产模式。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让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强调私营企业的地位，又或者赞颂同伴共享的做法。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演说中对私营企业主说道：“那不是你们建成的。”这句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他的批评者们认为这是在贬低私营企业的地位。事实上，奥巴马的观点是，任何企业都会从政府和共享社区的支持当中获益：“如果你有所成就，那么你在奋斗的路上肯定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在你人生旅途的某处肯定有一位重要的导师。有人为我们创立了无与伦比的美国体制，让你们能够在此获得成功。有人为道路和桥梁的建造投资。”虽然这番说辞无法优雅地澄清他是一位秘密社会主义者的流言，不过它确实指出了一条应用于数字时代创新的现代经济学经验：将这三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政府、市场和同伴共享）结合起来会比单独运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都更为强大。
互联网不仅能够促进团队内部的协作，而且互不相识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协作。这是一项最值得被称为颠覆性的进步。自从波斯人和亚述人发明了邮政系统以来，用于协作的网络就一直存在。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征集和整理来自成千上万不知名协作者的贡献是一件令人不敢想象的事情。这种协作过程造就了一批以集体智慧为基础的创新系统——谷歌的网页排名、维基百科的条目、火狐浏览器和GNU/Linux软件等。
私营企业是组建协作团队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大型企业的研究中心，例如贝尔实验室和施乐PARC，或者锐意进取的新兴企业，例如德州仪器和英特尔、雅达利和谷歌、微软和苹果。这种团队协作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利润，这不仅是对参与者的回报，也是一种吸引投资者的方式。这需要将创新看成是一种私有的财产，并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来保护它们。虽然这是数字理论家和黑客们经常批评的一种方式，但是有许多重大的创新都是来自这种通过金钱回报驱动发明的私营企业体系，包括晶体管、微型芯片、计算机、电话、电子设备和万维网服务。
数字时代最成功的事业都是由能够鼓励协作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开创的。这往往被认为是不可兼得的两项特质：普通的领导者可能是友善的包容者，也可能是充满激情的远见者，但是最优秀的领导者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罗伯特·诺伊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和戈登·摩尔凭借自身对半导体技术发展方向的清晰认识带领英特尔不断前进，而且他们能够以公平民主的态度对待员工的错误。即使是为人挑剔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他们也知道如何在自己身边建立强大而忠诚的团队。
相反，机器不是社交动物。它们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加入脸谱网，也不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寻求陪伴。当艾伦·图灵断言机器以后会表现得像人类一样的时候，他的批评者对此提出的反驳是它们永远不可能表达爱意或者渴望亲密。为了满足图灵的愿望，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编程让一台机器表现出情感或者假装寻求亲密，就像是人类平常会做的事情一样。但是图灵本人也许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看出其中的差别。
本书提到的大多数成功创新者和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产品人”。他们非常关注，而且深入理解产品的工程与设计。他们不是主要负责营销、销售或者财务的人员。如果让这几种类型的人员负责掌管企业的话，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通常都会受到损害。“当销售人员掌管公司的时候，产品人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就此失去工作的动力。”乔布斯如是说。拉里·佩奇也有相同的看法：“最优秀的领导人是对工程和产品设计理解得最为深刻的人。”34
纵观历史，最优秀的领导能力往往出自成员个性互补的团队。美国的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群建国元老包括以诚实著称的乔治·华盛顿；像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拥有远见和激情的人，例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还有一位睿智的协调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同样，在阿帕网的创始人当中也有像利克莱德这样的远见者，决策果断的工程师拉里·罗伯茨，政治手腕娴熟的管理者鲍勃·泰勒，还有善于协作的执行者史蒂夫·克罗克和文特·瑟夫。
这句话为我们总结了另外一条启示：虽然数字时代似乎是一个颠覆历史的时代，但是它的发展基础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想法。协作不仅会在同一时代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它还是跨越世代的。最优秀的创新者能够理解技术变革的轨迹，并接过前一代创新者们手上的接力棒。史蒂夫·乔布斯的成果建立在艾伦·凯的研究之上，启发艾伦·凯的人是道格·恩格尔巴特，而恩格尔巴特是J·C·R·利克莱德和万尼瓦尔·布什的继承者。当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设计数字计算机的时候，他的灵感来自查尔斯·巴贝奇的差分机零件，而且他会要求自己的下属阅读埃达·洛夫莱斯的“注解”。
那些无法与他人进行协作的优秀个人也很容易会走向失败，这是肖克利半导体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样，缺乏充满激情和冲劲的远见者的协作团队也难以取得成功，例如贝尔实验室在发明晶体管之后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苹果公司在1985年驱逐乔布斯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跟所有历史故事一样，建立数字时代的创新历史也有着千头万绪。那么除了上文讨论过的人机共生关系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这段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不，你没有发明推特，”威廉姆斯回应道，“我也没有发明推特，比兹（Biz Stone，比兹·斯通，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也没有。人们没有发明互联网上面的东西，他们只是发展了现有的想法。”30
数字时代的创新团队有三种组织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统筹，这是早期计算机（巨人、ENIAC）和网络（阿帕网）的开发团队采用的组织方式。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共识——政府应该负责承担一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项目，例如太空计划和州际公路系统。这些项目通常会与大学和私人承包商协作进行，这就是由万尼瓦尔·布什等人促成的政府、学术界和产业之间的三角关系。有才能的联邦政府官僚（这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矛盾关系），比如利克莱德、泰勒和罗伯茨，他们会负责监管这些项目并分配公共资金。
共享协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价值观通常都会存在冲突，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地方是它们对于创新应该被专利保护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看法。共享团体的根源来自麻省理工学院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所孕育的黑客精神。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就是其中的一位楷模。他会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上炫耀自己制作的计算机电路，还会免费派发电路的图解，让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和改进它。但是和他一起参加聚会的邻居好友史蒂夫·乔布斯成功说服他停止这种共享发明的做法，他认为他们应该把它生产出来，然后卖给其他人。这就是苹果公司诞生的原因。在接下来的40年当中，这家公司一直活跃在专利保护和利用创新获利的最前线。而这两位史蒂夫的天赋推动了数字时代的进程。创新会在开源系统和专有系统互相竞争的领域展现出最大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