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和电影画面在音乐厅里四处投射；五台电影投影机，还有无数台灯光设备和干涉仪在同时运转。满墙都是星际科幻的海洋，大厅里嵌满扩音器，好似燃烧的枝形吊灯，霓虹灯迸发出耀眼的光芒，黑光灯下摆放着涂着荧光漆的物体和让人们涂着玩的荧光漆，每个入口都有闪着红光和黄光的街灯，还有一群身着紧身连衣裤的诡异女郎，一边吹着哨子，一边沿着大厅的边缘跳跃。
在布兰德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标语“还权于民”到了新左派政治活动家那儿就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但计算机却能让个人真正拥有获得权力的机会。他后来说：“还权于民是个浪漫的谎言。而计算机在改造社会方面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政治。”14 1972年，布兰德在参观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后为《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称：“这是‘快乐捣蛋鬼’的迷幻剂试验后我见到的最热闹的场面。”他意识到，这种反主流文化和网络文化的结合将造就一场数字革命。他写道，“创建计算机科学的怪人”会从“有钱、有权的机构”手中夺取权力。他还指出：“不论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计算机都正在走近普通人。这是好消息，也许是自迷幻剂出现以来最好的消息。”他又补充称，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与诺伯特·威纳、J·C·R·利克莱德、约翰·冯·诺伊曼以及万尼瓦尔·布什等科学先驱的浪漫幻想是一致的”。15
最后一天晚上，他们举办了一场更加激情四射的科技狂欢。这天的节目单上印着一段欢跃的文字：“鉴于‘电’是所有表演的共同元素，今晚我们将让大家享受弹珠机带来的刺激，让今晚的节目电力四射吧，我们邀请观众穿上热辣的服装，带上自己的电子设备（我们将提供交流电插座）。”16
布兰德走的不是新左派政治路线，他甚至并不反对物质享受，因为他喜欢能让人买回家的游戏和设备。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将当时许多文化群体团结在了一起，从嗑药嬉皮士到工程师，再到寻求抵制对科技的集权控制的公社理想主义者，都集结在他的大旗之下。他的朋友李·费尔森施泰因说：“布兰德通过《全球概览》推广了个人电脑概念。”21
的确，幻游音乐节对毒品、摇滚乐和科技的结合（迷幻剂和交流电插座）让人感到有些聒噪。但这场音乐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塑造个人电脑时代文化融合体的典型代表，这种融合体中包括科技、反主流文化、创业精神、电子设备、音乐、艺术和工程等诸多元素。从斯图尔特·布兰德到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元素塑造了一大批在硅谷和海特–阿什伯里的交汇处游走自如的创新者。文化史学家弗雷德·图尔纳写道：“幻游音乐节标志着斯图尔特·布兰德作为反主流文化事业的创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身上也带有强烈的技术专家风格。”17
布兰德1938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他父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和许多数字行业创业者的父亲一样，布兰德的父亲业余时间也爱捣鼓无线电。布兰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他在该校参加了陆军储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作为步兵军官服役两年，服役期间他接受了空降训练，还做过一段时间随军摄影师。退役后，他在表演艺术与科技精彩交织的湾区文化圈开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游荡在不同的群落之间。13
嬉皮公社制和自由论政治主张形成了现代计算机革命的根基……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会谴责计算机是集权控制的化身。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后来被称作“黑客”）对计算机抱有欢迎态度，并动手将其改造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这条道路后来成为通往未来的真正阳关大道……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们有意识地引领文明社会中的其他人摆脱了集中化的大型计算机。12
他决心说服NASA来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于是，带着从迷幻剂中汲取的另类智慧，他决定制作几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时代的人群中推广他的理念。这些徽章上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见到过整个地球的照片？”他的计划简单到有些傻，他说：“我准备了一个涂着Day-Glo荧光漆的三明治式广告牌，广告牌前面安装了一个小货架，我自己身穿白色连身衣和靴子，头戴饰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戏装礼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门那儿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价格卖我的徽章。”结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把他赶出了校园。《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为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宣传了布兰德一个人的东征之旅。他带着这些东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学，最后来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兰德边发表即兴演讲边卖他的徽章时问：“这家伙到底是谁？”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的彼得·布兰德说：“他是我哥哥。”19
1966年2月，在幻游音乐节举办一个月之后，布兰德坐在自己旧金山北滩家中铺满碎石的屋顶上，享受100微克LSD带来的快感。他凝视着地平线，品味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话：我们之所以感觉世界是扁平且无限延伸，而非小而圆的，是因为我们从未从外太空观察过世界。在迷幻剂的作用下，他开始感觉自己与地球融为一体，并感知到地球之小以及让其他人也领会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我们应该广为宣传这个能撬动世界上种种问题的根本支点。一张照片——一张从太空拍摄的彩色地球照片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所有人都能从这张照片上看到地球的全貌，看到地球是个小小的、漂浮在宇宙中的星球，从此以后，所有人看待事物的视角都会发生变化。”18 他深信，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能让人更好地进行全局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感受，并产生一种贯通感。
1967年11月，NASA响应了他们的要求。ATS–3卫星从地球上空21 000英里处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成为布兰德的下一个项目——《全球概览》的封面图片，这份刊物的名称也源自这张照片。正如其名称所示，《全球概览》就像一份物品一览表（或者至少是以此为伪装），它巧妙地模糊了消费主义和公社思想的界限。这份刊物的副标题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将回归土地的反主流文化意识与通过科技赋予人们权力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布兰德在《全球概览》创刊号的首页上写道：“一个私密、个人的权力领域正在发展——这是一种让个人进行自我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并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探险经历的权力。《全球概览》致力于寻找并推广任何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工具。”巴克敏斯特·富勒随后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开头是：“我能在可靠的工具和装置中看到上帝。”《全球概览》创刊号中介绍了诺伯特·威纳的《控制论》一书和一款可编程的惠普计算器，还介绍了鹿皮夹克和串珠。《全球概览》的深层前提是，对地球的爱和对科技的爱可以并存，嬉皮士应该与工程师追求共同的事业，还有未来应该像一场提供交流电插座的音乐节。20
这一切经历让布兰德成为1966年1月在旧金山港口工人音乐厅举办的幻游音乐节的舞台监督和技师，该音乐节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在享受过迷幻剂试验（每周都会进行，贯穿整个12月）的快感之后，布兰德建议凯西来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餐”。这场盛宴以布兰德自己的剧团“美国需要印第安人”（America Needs Indians）表演的节目“感官”拉开帷幕，内容包括高科技灯光秀、幻灯片投影、音乐和印第安舞蹈。接下来的表演在节目单上被描述为“天启、有声投影、无休止的爆炸、‘奇迹国会’、液态投影和‘爵士鼠’”。这仅仅是开幕当晚的节目。第二天夜晚的表演由凯西拉开帷幕。凯西几天前在位于旧金山北滩的布兰德家屋顶上吸毒时曾被逮捕，但随后获得保释，当晚他在一个脚手架上指挥这场活动。当晚，“快乐捣蛋鬼”带来了他们的迷幻交响乐，“老大哥和控股公司”、“感恩而死”等乐队以及“地狱天使”摩托车帮会的成员都参加了表演。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曾试图在他影响深远的新新闻主义著作《插电迷幻剂试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中重温科技迷幻主义的精髓：
这种游走在科技与创意边缘的生活让布兰德毫无悬念地成为LSD的早期尝试者。1962年，他在斯坦福附近第一次在“伪临床”环境下接触到这种毒品，之后他就成了凯西的“快乐捣蛋鬼”聚会上的常客。他还在一个名叫USCO的多媒体艺术共同体担任摄影师、技术员和制作人，USCO会在组织的活动中融入迷幻摇滚、科技魔术、霓虹灯和投影图像等元素，还会让观众参加表演。此外，他们偶尔会邀请马歇尔·麦克卢汉、迪克·阿尔珀特（Dick Alpert）和其他新时代先知来发表讲话。该组织在一份推广资料上称其“将神秘主义和科技风潮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内省和交流的基础”，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科技唯灵论者（technospiritualists）的信条。科技是一种表达工具，能够拓展创造力，而且像迷幻剂和摇滚乐一样具有反叛精神。
最能体现技术高手与嬉皮士的结合，并且最为热情地鼓励这种结合的人当属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瘦高的布兰德是一位狂热的活动家，喜欢露齿微笑，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瘦瘦长长的小精灵，降临在各种有趣文化运动的交叉口。1995年，他为《时代》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士》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反主流文化对中央集权的蔑视为整个个人电脑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