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这当中有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107
有一回有传闻称警察包围了校园，于是有人冲费尔森施泰因喊：“快！给我们做一个警用无线电。”这可不是他当场就能做出来的东西，但费尔森施泰因从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我下定了决心，必须要做用技术造福社会的开路先锋。”90
Leopold’s音像店的终端建成后不久，费尔森施泰因的父亲寄给他一本名为《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的书，这本书让费尔森施泰因的直觉沉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哲学。《陶然自得的工具》一书作者是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他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书中对技术官僚精英的专横角色进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创造直观、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术。他写道，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即“让人们获得必要的工具，确保他们有权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102 与恩格尔巴特和利克莱德一样，伊利奇也谈到了用户与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费尔森施泰因和朋友们做了一项明智的决策，他们决定不在系统中预设任何关键词，比如求助、汽车或托儿等。而是让用户在发帖时自行设定他们想要的任何关键词。这就使普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该系统。于是这个终端成了一个公告板，用户可以在上面张贴诗歌，组织拼车，分享就餐心得，找人一起下棋、学习、冥想，做任何事情。在圣祖德的带领下，人们创建了自己的线上人格，并形成了“软木加大头钉”式的实体公告板所欠缺的文化气质。99 “社群记忆”成为互联网BBS系统和The WELL等在线服务的先驱。费尔森施泰因说：“我们打开了通往赛博空间的大门，发现这是一片热情友好的疆域。”100
阿尔布雷克特写过一些自学指导书，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电脑喜欢我说BASIC语言》（My Computer Likes Me When I Speak BASIC ）。他创办了一个名为《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的刊物，这本刊物和“公司”并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叫“公司”，是为了纪念贾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乐队“老大哥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这本内容五花八门的刊物将“使用计算机的权利属于人民”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格言。1972年10月的创刊号封面上印着一艘船驶进落日余晖的画，还有一段手写的宣言：“如今，计算机主要用来打击人民，而不是服务人民；用来控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时间将改变这一切——我们需要一家人民计算机公司。”81 各期《人民计算机公司》大都配有许多龙的素描画——阿尔布雷克特回忆说：“我从13岁开始就喜欢龙。”《人民计算机公司》上刊有计算机教育和BASIC编程知识的文章，还举办各种学习会和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技术节。82 这份刊物让电子技术发烧友、DIY爱好者和学习会组织者走到了一起。
穆尔没有银行账户，于是他把这20 000美元中剩余的14 905美元埋在自家的后院里。此后发生了不少戏剧性事件，还有一些不速之客上门来要钱，最终，穆尔把这笔钱作为贷款或赠款分给了一些在该地区提供计算机服务和教育的相关组织。接受这些钱的组织都属于在帕洛阿尔托和门洛帕克兴起的，以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为核心的科技–嬉皮生态圈。
他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来促进这种人际交流。他首先尝试的是纸媒体，创办了一份面向他所在学生公寓的通讯，然后又加入了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Berkeley Barb ）。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报》获得一个半讽刺意味的“军事编辑”头衔，因为他写过一篇有关登陆舰码头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讽刺方式使用了“LSD”这一缩写。他曾希望“纸媒体能成为新的社群媒体”，但当他“看到纸媒体变成只想吸引眼球的集权结构”时，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92 他还开发过一款配有输入线路网络的扬声器，能让人群对喊话者进行反驳。他说：“没有中心，也就没有中央权力机关。这是一个类似互联网的设计，是一种把通信权分配给所有人的方式。”93
费尔森施泰因家里有个争强好胜的哥哥，还有个他父母收养的姐姐，于是，他常常会躲到地下室里摆弄电子设备。这就让他形成了一种意识，即通信技术应该能赋予个人力量，他说：“电子技术有望让我渴望的东西成为可能，也就是与家庭等级制以外的人交流。”86
费尔森施泰因赞同伊利奇的观点，也就是计算机的设计应该能够鼓励人们亲手操作。他说：“伊利奇的著作激励我去做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带领人们寻找他们能够亲手使用的设备。”十几年后，当两人终于有机会见面时，伊利奇问他：“既然你想让人与人相互接触，为何要把计算机横在他们之间呢？”费尔森施泰因答道：“我想让计算机成为人与人相互联系的工具并与人和谐共处。”103
他在这场运动中获得的最大领悟是，创建新型通信网络是从大型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最佳途径。他意识到，这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精髓所在。他后来写道：“言论自由运动是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让联系和社群在不依靠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为人们真正去反抗主宰我们生活的企业和政府铺平了道路。”91
这种文化的另一位代表是李·费尔森施泰因，他曾热心参与反战示威，拥有伯克利电气工程学位，后来成为史蒂文·利维在《黑客》一书中重点介绍的人物。费尔森施泰因和“快乐捣蛋鬼”绝不是一路人。即使是在伯克利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也对性和毒品敬而远之。他身上兼具政治活动家组织社群的冲动和电子极客那种建立交流工具和网络的渴望。作为《全球概览》的忠实读者，他欣赏美国社群文化中的DIY潮流，他还坚信，如果公众能够获得交流工具，就能从政府和企业手中夺取权力。83
弗雷德·穆尔（Fred Moore）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穆尔的父亲是任职于五角大楼的一名陆军上校，1959年，穆尔来到西部，进入伯克利学习工程学。当时美国还没开始在越南集结军力，但穆尔已决定参加反战示威。他在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这里很快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的台阶上安营扎寨，打出一幅谴责储备军官训练团的标识。他的示威只持续了两天，他就被父亲带回了家。1962年，他重新进入伯克利学习，但叛逆如故。因抵制服兵役，他入狱服刑两年，1968年，他开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孩子的母亲弃他而去）搬到了帕洛阿尔托。75
1963年，费尔森施泰因来到伯克利学习电气工程学，当时，美国正在酝酿着一股反越战潮流。费尔森施泰因入校后不久便与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共同参加了一场示威活动，抗议一位南越高官访美。这场示威活动结束得很晚，为能及时赶回化学实验室，他不得不搭乘出租车。
1974年秋季，费尔森施泰因为他设想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Tom Swift Terminal）制定了相关细则，他说，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控制论装置”，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汤姆·斯威夫特是“最有可能对该设备进行改装的美国民间英雄”。105 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终端，可将用户连接到大型计算机或网络上。费尔森施泰因未能完全实施这个项目，但他油印了许多写有相关细则的传单，把传单发给有可能认同他思想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社群记忆”和《全球概览》的一帮会众开始集结在他的信条下，这个信条便是：计算机应该属于个人，而且是令人愉悦的。这样一来，它们就能成为普通人而不仅仅是科技精英手中的工具。用理查德·布劳提根的话来说，它们应该是“慈爱的机器”，于是，费尔森施泰因把他创办的一家咨询公司命名为Loving Grace Cybernetics（慈爱控制论）。
他认识到，电视等广播媒体（“从一个中心点传输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反馈渠道少之又少”）与非广播媒体（“每个参与者都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生成者”）之间的差异将决定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在他看来，联网的计算机会成为让人们掌控自身命运的工具。后来他解释说：“它们会把权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94
由于热衷和平和技术，穆尔很自然地被吸引到了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会众的轨道上。他最终在那个时代最怪异的一项活动中上演了一场压轴戏，这就是1971年举办的《全球概览》停刊派对。这份刊物在整个发行期间奇迹般地赚得20 000美元，于是布兰德决定租下旧金山海港区的仿希腊古典风格建筑“美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与1 000名同道者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决定怎么花这笔钱。他带来一叠百元大钞，幻想着能让一帮沉迷于摇滚乐和毒品的会众就这笔钱的用途达成明智的共识。布兰德问大家：“如果我们自己的意见都不能统一，又怎能让世界上其他人达成一致呢？”77
这时候，费尔森施泰因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如果公众能够接触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根据兴趣自行组建社群。他们在该项目的传单加宣言中称：“无等级差别的交流渠道——不论是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钢笔和墨水、电话，还是面对面交流，是挽救和振兴社群的最重要途径。”98
这场辩论持续了10个小时。身穿带兜帽黑色僧衣的布兰德让每位发言者都拿着这叠钞票对听众讲话，他把建议写在一块黑板上。肯·凯西的“快乐捣蛋鬼”成员保罗·克拉斯纳（Paul Krassner）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谈到美国印第安人遭受的苦难，他说：“我们一来到这里就对印第安人展开了大肆劫掠！”他认为这笔钱应该给印第安人。但布兰德的妻子洛伊丝恰好是个印第安人，她走上前宣布，她和其他印第安人都不需要这笔钱。一个名叫迈克尔·凯（Michael Kay）的人说，应该把钱分给在场的人，然后他开始向人群发钞票；布兰德反驳说，最好把这笔钱放在一起用，他让人们把钞票还给他，有些人照做了，赢得一阵掌声。此外还有几十项提议，有些很疯狂，有些则荒唐可笑。比如，把钱倒进马桶里冲了！买些笑气来开派对！做一个巨大的塑料阴茎标识，插进土里！其间，“金色蟾蜍”乐队的一名成员喊道：“集中精力！已经有900万条建议了！快选一条！要不还得耗上一年时间。我到这里来是要玩音乐的。”不过这番话也没能让大家做出决定，却为派对添加了一段音乐插曲，一位舞者跳起了肚皮舞，最后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费尔森施泰因1945年生于费城，他的社群组织者气质和对电子学的热爱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形成的。费尔森施泰因的父亲是一位火车机械师，还时断时续地做过商业艺术家，他母亲是一位摄影师。两人都曾秘密加入过共产党。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他们的观点是，媒体向你灌输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假的，这是我父亲最爱说的话之一。”他父母退党之后依然会组织左翼活动。孩提时代的费尔森施泰因参加过针对军方领导访问活动的抗议，还协助组织过在一家Woolworth’s商店门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以支持南方的反种族隔离静坐示威。他回忆说：“小时候我总会拿一张可以在上面画画的纸，因为一方面我父母鼓励我们要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另一方面，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来自老街区组织的油印活动传单。”84
费尔森施泰因对科技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母亲，他母亲曾多次跟他讲已故的外祖父如何制作供卡车和火车使用的小型柴油发动机。他说：“我听出来她想让我成为一个发明家。”有一回，当一位老师批评他异想天开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异想天开，我是在发明创造。”85
这其中包括《全球概览》的出版商波托拉协会（Portola Institute），这是一家另类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推动“面向各年级学生的计算机教育”。负责运营该机构松散的教学项目的是鲍勃·阿尔布雷克特（Bob Albrecht），他本来是一位工程师，后来从体制内脱离出来，去教孩子计算机编程，还教道格·恩格尔巴特和其他成年人跳希腊民间舞。他回忆说：“当时我住在旧金山最曲折的一条街——伦巴德大街上最高的房子里，我经常在那里举办电脑编程、葡萄酒品鉴和希腊舞派对。”80 他和朋友开设了一家面向公众的计算机中心，配备了一台PDP–8迷你电脑，他还会带一些最出色的孩子参加实践活动，其中最难忘的是到增智实验室拜访恩格尔巴特。《全球概览》创办之初有一期在最后一页上刊登了阿尔布雷克特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留着板寸，在教一些孩子使用计算器。
一位空军军官对费尔森施泰因说：“小伙子，只要你规规矩矩的，重新找份工作就没有任何问题。”但规规矩矩可不是他的天性。这段小插曲点燃了他性格中反抗权威的烈火。1964年10月，他重返校园，当时正值言论自由运动爆发，于是费尔森施泰因像科幻小说中的英雄一样，决定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来参与这场斗争。他说：“我们在寻找非暴力武器，我突然意识到，最伟大的非暴力武器是信息流。”89
这时候，胡子拉碴、满头卷发的弗雷德·穆尔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职业是“人类”。他指责大家太在乎钱，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美钞，然后一把火把它们给烧了。当时有人在辩论要不要进行投票，对此，穆尔也予以批驳，因为这种方式会导致分裂，而不能让人团结一致。当时已经到了凌晨3点，本来就头昏脑涨的众人头脑变得更为混乱了。穆尔呼吁他们彼此告知姓名，以便结成一个网络。他宣称：“今夜，大家的结盟比让一笔钱来拆散我们更为重要。”78 最终，他说服了除20来个死硬派以外的所有人，大家决定先把钱给他保存，等有了更好的想法再说。79
为了挣学费，他加入了一个勤工俭学计划，在NASA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获得了一份工作，但当主管人员发现他父母曾经是共产党员时，他不得不退出了该项目。他打电话给父亲求证。他父亲答道：“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88
穆尔本来计划在帕洛阿尔托组织反战活动，但他发现了斯坦福医疗中心的计算机，然后便沉迷其中。由于从来没有人赶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儿玩电脑，他女儿则在大厅或者那辆大众汽车里玩耍。他开始深信，计算机具有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结成共同体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计算机作为自我武装和学习的工具，就能够摆脱军事和工业组织的统治。当时也活跃于帕洛阿尔托社群活动和计算机技术圈的李·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穆尔这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胡子拉碴，目光极有穿透力。他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你是不可能真正赶走他的。”76
政治天分和科技兴趣的结合让费尔森施泰因爱上了科幻小说，尤其是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作品。和一代又一代为创造个人电脑文化做出贡献的游戏玩家和电脑技术人员一样，费尔森施泰因也从这类文学最普遍的主题中汲取了许多灵感。这个主题便是黑客英雄用科技魔法打倒邪恶的统治者。
费尔森施泰因以极具美国特色的方式把创客文化理想（从非正规、互助式的DIY学习经验中汲取乐趣和成就感）与黑客文化对技术工具的热衷以及新左派组织社群的本能冲动糅合在了一起。[4] 2013年，费尔森施泰因在“湾区创客市集”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是一种看似古怪，实则不乏合理性的现象，随后，他对满屋认真听讲的发烧友说：“从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和宣扬个人电脑运动背后DIY理念的《全球概览》中，我们可以找到个人电脑的源头。”104
为了学习如何按照电路图来组装工作电路，他修了一门提供小册子和测试设备的函授课程，还购买了无线电手册和99美分一个的晶体管。和许多黑客一样，费尔森施泰因小时候也喜欢组装Heathkits套件，喜欢自己动手焊接电子设备，后来，他开始担心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只能接触到无法打开来探索的密封设备。[3] 他说：“小时候我是通过摆弄旧收音机来学习电子技术的，当时的收音机很容易改装，因为它们的设计思路就是这样。”87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报》上发布个人广告称：“文艺复兴之人、工程师和革命者，寻求对话。”96 通过这则广告，他结识了最早的一位女性黑客兼赛博朋克——祖德·米尔洪（Jude Milhon），当时米尔顿以圣祖德（St. Jude）为笔名写作。而米尔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同伴埃弗雷姆·利普金（Efrem Lipkin），他是一位系统程序员。由于Resource One的计算机找不到任何分时服务客户，于是在利普金的建议下，他们展开了一项新的努力，这个项目名为“社群记忆”，目的是用计算机来做电子公告板。1973年8月，他们在伯克利一家学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里建起了一个终端，该终端通过电话线与大型计算机相连接。97
1975年3月5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在戈登·弗伦奇门洛帕克家中的车库里举行了首次会议，当天是周三，天上下着雨。当时恰逢第一台真正的家用个人电脑面世，但这台电脑并非来自硅谷，而是来自“硅漠”中一个四周长满灌木蒿的购物城。
此外还有一个洞见也对数字时代产生了同等重要的影响。这个洞见来自费尔森施泰因与他曾经的朋友利普金所产生的分歧。利普金想建一个让社群内成员无法打破的密闭终端，费尔森施泰因则提出了相反的思路。他认为，既然他们的任务是让普通人拥有强大的运算能力，就得尊重让用户亲自动手这一原则。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埃弗雷姆说，如果让人随便捣鼓，他们就会弄坏计算机，而我则采纳了后来成为维基哲学的思想，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动手操作，他们会更注意保护，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进行修理。”费尔森施泰因认为计算机就应该是供人随意摆弄的。他说：“如果鼓励人们动手改装设备，你就能培养出一种计算机与社群的共生关系。”101
在个人电脑诞生之前的那些年里，湾区有一群社群组织者和反战活动家，他们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将其视为赋权于民的工具。他们拥护小规模技术，欣赏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地球飞船操作手册》（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还有《全球概览》那帮会众信奉的许多生活工具的价值，而迷幻剂和反复听“感恩而死”的音乐对他们则没有什么吸引力。
费尔森施泰因是个天生的活动家，他决定为赞同他哲学信条的人创建一个社群。他解释说：“在伊利奇的影响下，我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台计算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计算机俱乐部。”他与弗雷德·穆尔和鲍勃·阿尔布雷克特一样，都成了人民计算机中心周三晚上百乐餐会的常客。另一个常常参加餐会的人是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瘦高的弗伦奇是一名工程师，喜欢自己组装计算机。他们会讨论诸如“个人电脑最终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之类的话题。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106
当时还没有出现互联网，也没有Craigslist（分类信息网站）和脸谱网等网站，但有一些被称为“交换台”（Switchboard）的社区组织，它们能帮助用户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为他们寻找服务信息。大多数交换台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通常只是几个工作人员围坐在桌前，面前摆着几部电话，墙上贴着许多卡片和传单；这些交换台相当于创建社交网络的路由器。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似乎每个小区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交换台，我参观过这些交换台，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有一次，一个朋友在街上碰到他，告诉他一个大好消息：有一个社区组织说动了旧金山一些有钱的自由主义者，弄来一台大型计算机。这个消息促使费尔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为Resource One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对这台大型计算机进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换台分时使用。他说：“我们认为可以把这台计算机作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