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与他的一位前任——曾任ARPA主管的查尔斯·赫茨菲尔德（也就是那位在1965年批准鲍勃·泰勒有关分时科研网络的维也纳难民后裔）背道而驰。赫茨菲尔德多年后坚称：“当初建立阿帕网并不是像许多人现在说的那样，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以经受住核袭击的指挥控制系统。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显然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但这不是ARPA的使命。”83
另外还有一重讽刺。分散和分布式构造意味着网络会更加可靠，这个网络甚至能经受住核攻击。建立一个恢复力强、抗攻击的军用指挥控制系统并不是ARPA研究人员的动机，他们心底里甚至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这却是他们的项目最终获得五角大楼的稳定拨款和国会资助的一大原因。
2011年，当卢卡西克看到阿帕网的建立并非出于战略军事目的已成社会共识，他既感到好笑，又有点恼火。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阿帕网建立缘起》的文章供同事传阅。他解释说：“ARPA的存在及其唯一目的就是应对新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尤其是那些因核武器的存在和为阻止核武器使用而衍生的军队。”82
阿帕网最终代表着军事和学术兴趣的有趣结合。为阿帕网拨款的国防部倾向于建立带有集中控制的分层指挥系统。但五角大楼将设计网络的任务交给了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想被军方征召，多数人则不信任中央集权。他们选择了一种有无数节点，各节点可自行路由，而不是基于几个中央枢纽的结构，因此这个网络很难控制。泰勒说：“我一直都倾向于把分布式系统植入网络。这样一来，某个集团就会很难攫取网络控制权。我不信任大型中央组织，这种不信任是我的天性使然。”88 五角大楼选择泰勒这样的人来创建网络，自然会建成一个其无法充分控制的网络。
毫无疑问，保罗·巴兰在兰德报告中提出分组交换网络思想时，核生存力的确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他解释说：“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能经受住首波攻击，然后能够予以还击的战略系统。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能经受住打击的通信系统，这就会让瞄准美国导弹的苏联导弹占领整个电话通信系统。”76 这就导致了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局面，一个国家如果担心自身的通信和反应能力不足以经受住袭击，就会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他说：“分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冷战。当时我对如何建立可靠的指挥控制系统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7 于是，巴兰从1960年开始设计“一种能让几百个主要通信站在遭受敌军攻击后仍可互相联络的通信网络”。78
克罗克最终意识到：“你不可能让所有参与者就阿帕网建立的原因达成一致。”克罗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导师伦纳德·克兰罗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核生存力是否是开发阿帕网的动机。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对我来说，开发这个网络不含任何军事目的。但我敢肯定，如果你走到指挥链的上层，会有人说提高抵御核武器攻击的能力是一大原因。”87
这也许是巴兰的目标，但我们要记住，他自始至终没能说服美国空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他的思想倒是被罗伯茨和泰勒采纳了，而两人都坚称，他们只是想为ARPA的研究人员创建一个资源分享网络，而不是为了抵御袭击。罗伯茨说：“人们以为保罗·巴兰写的那些关于核防卫安全网络的东西就是阿帕网。其实两者毫无关系。我对美国国会是这样说的，创建阿帕网是为了世界科学的未来（包括民用和军用领域），军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能享受到阿帕网带来的益处。但阿帕网显然不是为军队而设计的。而且我也没有提核战。”79 《时代》周刊曾在报道中称，建立互联网是为了确保核袭击后的通信安全，泰勒看到报道后给编辑写了一封信更正，但《时代》周刊没有刊登这封信。他回忆说：“他们给我回了封信，坚称他们的消息人士说得没错。”80
斯蒂芬·卢卡西克（Stephen Lukasik）在1967年至1970年期间担任ARPA副主任，后来晋升为该机构主管，直至1975年。1968年6月，他为罗伯茨的项目敲定了正式授权和拨款，使罗伯茨得以推进网络的建设。当时，越南的“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和“美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才刚刚过去几个月。反战示威活动正值高潮，最高学府的学生们掀起了暴动。在这种背景下，国防部根本不会随随便便向仅以促进学术合作为目的的烧钱项目拨款。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其他议员开始要求政府仅向与军事使命直接相关的项目拨款。卢卡西克说：“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是很难为一个仅以提高科研人员工作效率为目的的网络项目拿到大量资金的。这个理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说服力够强的理由是，分组交换能让网络在遭到破坏时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更加稳固……在战略态势下（即遭遇核武器攻击时），总统仍能与导弹系统进行通信联络。我从1967年开始签支票，我可以肯定地说，就我经手的那些支票而言，我之所以签字是因为我确信有必要提高核生存力。”81
阿帕网在20世纪80年代初升级为互联网，但即便在此之后，它仍然服务于军事和民用两重目的。性格温和、善于反思的互联网创始人之一文特·瑟夫回忆说：“我想演示给大家看，我们的技术能经受住核攻击。”于是，他在1982年进行了一系列人工模拟核攻击的实验。他说：“当时进行了许多这类模拟和演示，其中有一些规模极大，战略空军司令部也参与了。在实验中，我们把机载分组无线电放在战场上，同时用机载系统对被模拟核攻击阻断的互联网信息碎片进行续接。”最早的女性网络工程师之一拉迪亚·珀尔曼（Radia Perlman）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一些协议，可确保网络在遭受恶意攻击时保持稳固，她协助瑟夫找到了在必要时通过分割和重建阿帕网来提高生存力的方法。89
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从这个案例来看，两种观点都没错。在实际参与网络建设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看来，阿帕网只是为和平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负责监督项目实施和拨款，尤其是五角大楼和国会的人看来，该网络还拥有军事目的。20世纪60年代末，斯蒂芬·克罗克（Stephen Crocker）作为研究生完整地参与了协调阿帕网设计的工作。他从未将核生存力视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当卢卡西克分发自己2011年的论文时，克罗克也读了这篇论文，读完后他笑了起来，这篇论文改变了他的想法。卢卡西克告诉他：“我在顶层，你在底层，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而克罗克的回答可谓幽默中包含着智慧：“我在底层，你在顶层，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86
关于互联网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即建立互联网是为了保障核战中的生存能力。这种说法激怒了包括鲍勃·泰勒和拉里·罗伯茨在内的许多互联网架构师，他们坚持不断地反驳这种有关互联网起源的传言。但和数字时代的许多创新一样，有关互联网产生的原因和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在指挥链中地位比泰勒和罗伯茨高，对拨款决策内幕比较了解的人又开始针锋相对地驳斥前者的说法。让我们抽丝剥茧，去探究一下事实真相吧。
《时代》周刊的消息人士在指挥链中的地位要高于泰勒。那些在ARPA信息处理技术局工作、负责网络项目的人也许真心相信他们从事的项目与核生存力无关，但ARPA一些级别较高的人士则认为，核生存力是阿帕网的关键使命之一。他们正是以此为理由说服国会继续拨款的。
这种军事与学术动机的相互作用成为植根于互联网的特质。科技史学家珍妮特·阿巴特指出：“阿帕网和互联网的设计都更注重生存力、灵活性和高效能等军事价值，而不是低成本、简洁性或消费吸引力等商业目标。但与此同时，设计和建造ARPA网络的团队主要由搞学术的科学家组成，他们在该系统中注入了自己所坚持的共治、分权和信息自由交流等价值。”90 这些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术研究人员中有许多都与主张反战的非主流文化关系密切，他们创建了一个反对集中控制的系统。该系统能避开核袭击带来的任何破坏，也能避开任何施加控制的企图。
而ARPA认可的两段半官方历史则分别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互联网协会撰写的历史称：“有一种说法是，阿帕网在某种程度上与建立能抵御核战的网络有关联，这种误传源于兰德的研究。其实，这说的根本不是阿帕网，而是毫不相干的兰德研究。”84 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95年发布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 ）则宣称：“作为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的产物，阿帕网的分组交换方案是为了在面临核攻击时提供可靠的通信。”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