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唷，多漂亮的碗啊！”贝蒂喊道。
普宁用满意的惊奇目光瞥了一眼那个碗，仿佛头一次看到它似的。他说这是维克多送的礼物。对了，他现在好吗？他喜欢圣巴托学校吗？他认为还可以。他初夏是在加利福尼亚跟他妈一起度过的，后来又在一家约塞米蒂饭店里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一家什么来着？是一家加利福尼亚山间的饭店。嗯，他后来又回到学校，忽然寄来了这件礼物。
七点半，贝蒂来了，帮他最后布置一番。贝蒂如今在埃苏拉中学教英语和历史。她变化不大，还跟当初那个健壮的毕业生一个样儿。粉红色眼镜框后面的一对患近视的灰眼睛依然坦率而怜悯地瞧着你。她依然梳着甘泪卿的发型，把厚厚的头发盘在脑袋上。柔软的脖子上那个伤疤还在。但是胖手上出现了一个小钻石订婚戒指，她带着忸怩的骄傲显露给普宁看，他呢，暗自感到一阵愁楚。他想起有一阵子他蛮可以追求她——要是她头脑里没有保姆那样的想法，这一点她至今也没改掉，他确实会向她求爱的。她现在还能照一种“她说——我说——她说”的方式讲个挺长的故事。无论如何您也没法叫她别去相信她喜爱的妇女杂志所宣扬的那套学问和小聪明。她仍然要弄那个古怪的小把戏——在普宁小小的社交圈子里还有两三个小家子气的年轻妇女也喜欢那一套——那就是当您提醒她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时，她就会在您的衣袖上迟迟疑疑地拍一下，以表示承认或者毋宁说是反击：您会说，“贝蒂，你忘了还那本书啦”或者“贝蒂，我还当你说过一辈子不结婚呢”，她在作出具体回答之前，就会来一下那个假正经的动作，同一瞬间又缩回她那碰到您手腕的胖乎乎的手指头。
“他是个生化学家，眼下在匹兹堡工作。”贝蒂一边说，一边帮助普宁把抹了黄油的法国面包片摆在一罐新鲜而滑溜溜的灰色鱼子酱周围，还洗干净三大串葡萄。另外还有一大盘拼盘啦，真正德国稞麦粗面包啦，一碟加了特种佐料、搭配泡菜和青豆的冷虾啦，番茄酱拌的小红肠啦，热pirozhki（蘑菇馅饼、肉馅饼、白菜馅饼）啦，外加四种干果和各种好吃的东方甜食。饮料包括威士忌（贝蒂送的礼）、ryabinovka（一种花椒浆果酒）、白兰地加石榴汁的鸡尾酒，当然还有普宁的五味酒，一种由冰镇的法国葡萄酒、葡萄柚汁和樱桃酒搀和的容易使人陶醉的烈酒，这位一本正经的主人已经把它们倒在一个带有涡旋罗纹和百合花底纹的海蓝色耀眼的玻璃大碗里搅起来。
这个碗寄到的那一天，甭说有多巧了，正好是普宁清点椅子，准备大摆宴席那一天。它是用一只大盒子，里面又是一层盒子，再加第三层盒子包装后寄来的，其中塞满了一大堆乱纸和木屑，一打开来就弄得厨房里哪儿哪儿都是，真像过狂欢节撒花纸那样。那个涌现出来的碗，在收礼人脑子里产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形象，一个模糊的美丽的东西，以巨大的象征力量反映了送礼人可爱的性格，以至于它实质上的特性仿佛反倒熔化在那纯洁的内心的火焰中了，可是一经不了解它那真正可贵之处的局外人的称赞，便突然一劳永逸地跃为灿烂的实体了。
那天下午，普宁迫不及待地走进厨房动手做饭。五点刚过，他就动起手来，中间只停下来一会儿，为了换上接待客人的装束，他穿上一件有流苏腰带和缎子翻领的、奢华的蓝绸吸烟服，这还是二十年前在巴黎一次流亡者举办的慈善集会上赢得的奖品——时间过得多快哟！配这件上装的一条旧的夜礼服裤子也同样是欧洲货。他把那副看书用的宽玳瑁眼镜架在他那鼓出来的、俄国土豆样的、滑溜溜的鼻子上，对着药柜的裂了缝的镜子端详一下。他龇出假牙看看。他检查一下脸蛋儿和下巴颏子，看看早上刮的脸还行不行。还行。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揪一根长鼻毛，使劲揪了第二下才把它拔下来，于是乎“阿嚏”打了一个喷嚏，声音响得像一次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