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以为，”格拉米尼耶夫是位说话啰嗦的人，又接着方才的话茬儿说，“天会像大清早一样一直阴下去。我愚蠢地（Po gluposti）光着脑袋瓜子就出来了。现在太阳烤得我的脑浆子都快焦了。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
“我得回去取我的帽子。”他走近时戏剧性地大声说。
“丢了我也许并不在乎，”普宁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戴它纯粹出于感情因素，而这种感情正成为一种负担。企图把童年的一个小物件一直紧贴在自己的胸骨上，这种做法对身体也毕竟够戗啊。”
他们走进树林之前，正经过一座长草的小土坡，突然有一位年高德劭的红脸膛老人跨着大步子，从斜坡上下来。他身穿一套绉条纹的薄麻布衣裳，头上一团乱蓬蓬的白发，长一个肿起来的、大草莓似的紫红鼻头，满脸不高兴地朝他们走来。
普宁从一块比沙多坐着的那块圆石头要小一点的石头上，小心翼翼地出溜到蓝里透黄的水里去。他发现手表还戴在手腕子上呐，便摘下来放进一只套鞋里。普宁慢慢晃动着黧黑的肩膀，蹚水向前走去，一圈一圈的树影在他宽阔的背脊上抖动，然后滑落。他停下来，用手拍碎身子周围的闪光和黑影，润湿向前探的脑袋，两只湿手揉揉后脖子，依次泡泡两边的胳肢窝，接着就两手合拢，游进水中，他那派头十足的蛙泳使身子两边掀起层层细浪。普宁在这个天然池塘里堂而皇之地游来游去。他一边游，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唾沬星子的飞溅声——一半是喉咙里的咯咯声，一半是喘气的噗噗声。他有板有眼地伸开两腿，膝部弯下，然后两腿劈开，同时两臂一屈一伸，活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青蛙。这样游了两分钟，他就蹚出水面，坐在石头上晒干身体。随后，他又戴上十字架金链和手表，穿上套鞋和浴衣。
他俩来到那条流水潺潺、闪闪发光的小河旁边。在那一连几层比较高和比较低的小瀑布之间有一个凹进去的水潭，正好在白桤树和松树下形成一座天然游泳池。沙多不会游泳，便在一块圆石头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普宁这一学年经常在太阳灯下照晒全身，因此他在河边树丛里斑斑点点闪烁的阳光下脱得只剩一条泳裤时，浑身呈现出一种很深的赤褐色。他摘掉脖子上挂的十字架，脱掉橡胶套鞋。
“两位认识吗？”沙多喃喃地说，一面挥着双手介绍，“铁莫菲·巴夫里奇·普宁，伊万·伊里奇·格拉米尼耶夫。”
弄好之后，格拉米尼耶夫就又登上山坡，朝他的画架走去。他是一位著名的名副其实的学院派画家，他那些深情款款的油画——《伏尔加河》、《三位老友》（男孩、小马、狗儿）、《四月的沼泽》等——如今还使莫斯科一家博物馆增光不少哩。
“我可以把我这顶巴拿马草帽借给您。”友好的沙多说，可是普宁已经从自己浴衣兜儿里掏出一块大红手绢，熟练地把四个角都打个结。
“太好了……太感谢了。”格拉米尼耶夫一边说，一边戴好这个头饰。
“Moyo pochtenie（久仰久仰）。”两人同时说，一面点头，一面使劲握手。
“他的昆虫学总给我一种故弄玄虚的印象。”
“等一下，”普宁说，“您得把这几个疙瘩都塞进去。”
房子里面也跟外表一样多样化。楼下四间宽敞的大房间，通往那个备有大大方方的壁炉、至今还多多少少保留当年充当旅馆的痕迹的大厅。楼梯扶手栏杆，至少有一根纺锤形立柱是一七二〇年制作的，那还是盖这所房子时从另外一所具体地点已经没人说得上的、更古老的房子那边拆过来的。饭厅里刻着狩猎和捕鱼画面的漂亮护墙板也非常古老。每层楼的六间房间和后楼的两间边房里，您可以在一些不成套的家具当中发现椴木写字台啦，罗曼蒂克的青龙木沙发啦，不过还有各式各样笨重蹩脚的玩意儿，诸如破椅子啦，灰尘扑扑的大理石面桌子啦，里层镶着点老猴子眼睛那般忧郁的深色玻璃镜的、呆笨的多层架子啦。普宁被安排到楼上东南角一间舒适的屋子住：墙壁上有金色墙纸的残迹，此外有一张军用帆布床、一个普通的脸盆架子、各式各样的书架、壁灯座和涡形装饰的花边线条。普宁使劲推开窗户，冲那微笑的树林微笑了一下，又想起遥远的当年他到乡下去的头一天的情景；待了一会儿，他就走下楼来，身穿一件新买来的藏青色浴衣，光脚套一双普通的橡胶套鞋，如果打算穿过潮湿乃至可能出现蛇的草地，这种谨慎的做法确实可取。他在花园阳台上找到了沙多。
“有人告诉我，”沙多一边说，一边和普宁继续朝小河走去，“丽莎的儿子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是真的吗？”
他朝小山坡顶上摆了摆手。他的绘画架子立在那儿，在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下现出雅致的轮廓。他方才一直在小山顶上画一幅下面的山谷全景，怪里怪气的旧谷仓、弯弯扭扭的苹果树和母牛都已经画好了。
“可惜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没在这儿，”沙多说。“他会把有关这些迷人的昆虫的知识统统讲给咱们听。”
“你也是一位把信仰降低为一种触觉的人啊，”沙多说。他仍然是个希腊东正教徒，为他这位朋友所抱的不可知论的态度表示惋惜。
“是的，”普宁答道，“更烦人的（tem bolee obidno）是孩子妈，我想她快结第三次婚了，她忽然把维克多带到加利福尼亚去度过剩下来的暑假；要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孩子跟我到这里来，就可以有不可多得的机会请格拉米尼耶夫大力指点一下啦。”
康斯坦丁·伊万尼奇·沙多，一位敏感而可爱的、纯俄罗斯血统的学者，尽管姓不像（我听说那是源自一位领养了孤儿伊万的、俄国化了的法国人姓氏），在纽约一所挺大的学府里任教，至少有五年没见到他十分热爱的普宁了。他俩兴高采烈地亲热拥抱。我本人得承认有一个时期也被这位天使般的康斯坦丁·伊万尼奇迷惑住了——那是在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冬季，我们住在法国南部格拉斯市，每天清晨都在桂树和荨麻树阴下散步时相遇，他那时同另外几个俄国流亡者合住在郊外一栋小别墅里。他那柔和的嗓音啦、圣彼得堡绅士发r音时小舌颤动的粗喉音啦、他投射出来那种跟驯鹿一样忧郁而温和的目光啦、他用修长纤弱的手指一个劲儿微微捻动那把金棕色山羊胡子啦——总之，沙多处处地方（用一个跟他本人一样老派的文学惯语来表达）都使他在朋友当中赢得一个罕见的好人缘。普宁和他畅谈起来，交换交换彼此的心得。这在原则性强的流亡者圈子里并非少见，他们每逢分开一段时间后再次相遇，必定不但竭力了解清楚彼此过去这一段时期的情况，而且还用几个迅速的暗语一其他外语简直没法表达的引喻和语调——来总结一下俄国最近历史的进程：足足为正义奋斗了一个世纪而隐约出现希望之后，紧接着又是三十五年无可救药的非正义。然后，他们话锋一转，谈到身居异乡的欧洲籍教员的本行业务，对于“典型的美国大学生”不懂地理，对噪音无动于衷，认为受教育不过是为了最终得到一个报酬优厚的职业的手段罢了，两人都为此连连唉声叹气，直摇脑袋。然后，他俩彼此探询对方的工作进展情况，双方都对各自的研究项目表现出极为谦逊的态度，略谈几句而已。最后，两人一边沿着草地上一条小径，擦过路边的黄花，朝树林那边一条多岩石的小河走去，一边摆摆各自的健康状况：沙多样儿挺时髦，一只手插在白色法兰绒裤兜里，那件光亮的外套颇为潇洒地敞着，露出里面的一件法兰绒背心，他兴致勃勃地说自己不久就要经受一次腹部检查手术；普宁笑着说他自己每次做X光检查时，医生都白费心机地想推敲出他们称之为“心脏后面的阴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库克城堡是一八六〇年左右建成的一座三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楼房，其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十年后重建的，当时苏珊的父亲从杜德莱-格林家族手里把它买过来，为的是修建一座讲究的度假旅馆，专供富豪们到昂克维多温泉来疗养。这是一座外表既精致又难看的楼房，样式混杂，在剩下的法国式和佛罗伦萨式建筑中耸立着哥特式尖顶，当年的设计师萨缪尔·斯龙一开始设计时大概把这种建筑物归入一种“很适合社交生活最高要求”的非正规形式的北方别墅，被称为“北方”是因为“它的屋顶和尖顶具有巍然高耸的倾向”。这所宅邸由一些较小的北方式样的房子组成，带有欢快乃至于有点如醉如痴的模样，杂乱无章地挤成一堆，那些泼辣的尖顶竖在半空中，还有格式不大相同的房顶啦、不那么完整的山墙啦、房檐啦、土里土气的外墙角啦，以及四下里叉出去的其他凸出部分，这一切，唉，只短暂吸引了一阵子游客。到了一九二〇年，昂克维多温泉神不知鬼不觉地失掉了原有的一星半点的魅力；苏珊在她爹去世后，因为在她丈夫工作的那个工业城市的住宅区里还有一所更舒适的住宅，就想方设法要把松邸卖掉，可是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现在他们已经习惯利用这座城堡来招待他们众多的朋友，苏珊也就高兴这个温顺而惹人爱怜的怪物幸好没有找到买主。
二十多只一式一样的小蝴蝶栖息在一块湿沙土上，两翅耸立而紧闭着，露出有暗黑点的灰肚子和橙色边缘的后翅上的鲜艳的小斑点；普宁的一只套鞋惊扰了其中几只，它们拍翅绕圈飞了一阵子，显露出上身的天蓝色彩，就像蓝色雪花在空中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你看，多美啊。”观察力敏锐的沙多说。
“你言过其实了。”沙多轻声答道。
“噢，可不能这么说，”沙多说。接着，他指着普宁刚从脖子上摘下来挂在一根树枝上的那条缀着东正教十字架的金链说：“你早晚有一天会把它弄丢的。”十字架闪闪发光，使一只飞翔的蜻蜓茫然不知所措。
“这倒是一部坏小说的一个好书名啊。”沙多说。
一只马蝇，昏了头的傻瓜，落在普宁的秃脑瓢上，被他的胖手一巴掌打晕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