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星期一夜间，我乘“灰狗”长途车到达温代尔。考克瑞尔夫妇在车站接我，并请我到他们家去吃夜宵，我发现当晚我得住在他们家里，而不是照我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在一家旅馆过夜。格雯·考克瑞尔将近四十岁，猫咪脸，优美的胳膊腿儿，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娘们儿。她丈夫我在纽黑文见过一面，记得是个相当无精打采、圆脸盘、淡黄色头发的英国人，如今却长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了。我很疲倦，并不过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终有什么助兴节目，可我得承认杰克·考克瑞尔模仿普宁的言谈举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两个钟头，样样都表演给我看——普宁讲课的姿势啦、普宁的吃相啦、普宁向女学生飞个媚眼啦、普宁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风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块玻璃搁板上扇风，结果它本身的震荡差点儿让它一头栽进澡盆里，后来普宁怎样把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啦；普宁死乞白赖让那位跟他几乎不相识的鸟类学家温教授相信他俩是哥们儿，铁姆和托姆——搞得温教授匆匆断定：这人准是一个假冒普宁教授的家伙。这一切当然穿插着普宁式手势和普宁式蹩脚英语，除此之外，考克瑞尔居然还会模仿其他事儿，譬如普宁和赛耶紧挨着一动不动地坐在教员俱乐部里的椅子上沉思默想，两人在沉默之间的细微差别他都学得上来。我们还看到普宁在书库里查书的架势，普宁冬天在校园结冰的湖上蹑手蹑脚行走的样儿。我们听到普宁对他租住的一连串不同的房间所下的评语。我们还听到普宁讲他怎样学开汽车，以及他从考克瑞尔估计他是去度暑假的那个“沙皇某位枢密顾问官的养鸡场”返回时怎样应付车胎首次被扎破的尴尬处境。最后，我们终于谈到普宁有一天宣布他已经被“枪毙了”，据那位模仿者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意思是说被“解雇了”——（我怀疑我的朋友怎么可能犯这样一个语病）。聪明的考克瑞尔还讲了普宁和他的同胞考玛洛夫之间那种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画家步伟大的朗氏的后尘，继续没完没了地往学院食堂的墙壁上增添教员像。尽管考玛洛夫和普宁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这位爱国的艺术家还是从院方解雇普宁这一事件中看出是一种反俄姿态，于是便开始把那个站在年轻而有点胖（如今已经瘦削）的布劳伦吉和年轻而蓄小胡（如今已经剃掉）的哈根中间的绷着脸的拿破仑像抹掉，以便腾出地方画普宁；于是就出现普宁和波尔院长午饭时相遇的场面——一个气急败坏、唾沬星子飞溅、操着乱七八糟的英语的普宁，用哆哆嗦嗦的食指指着墙上一个幽灵似的、帝俄时代的农民的画像初稿，大喊大叫地说如果他的脸出现在那件宽肥的短外套上面，他就到法院去控告学院；他那位听众，双目完全失明而陷入困境的、沉稳的波尔院长，等着普宁的火气慢慢消失后，向周围的人笼统地问：“刚才说话的那位外国绅士是咱们这儿的教员吗？”哎呀，这场模仿简直妙不可言，格雯·考克瑞尔尽管一定听见过多次，还是哈哈大笑，把他们家那条脸带泪痕、长耳朵的西班牙种棕色老狗索巴克威奇都给笑毛了，直用鼻子闻我。我再重复一遍，这段表演妙透了，不过也太长了。到了午夜，大家的兴致才淡下来；我觉出自己一直让脸上浮现的那种微笑开始发僵，嘴唇都有痉挛的迹象了。最后，整个事情叫人腻味透了，我都怀疑普宁的趣事是不是由于某种富于想像力的报复，已经在考克瑞尔身上形成致命的着魔程度，使他这个嘲弄普宁的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嘲笑牺牲品。
我们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午夜后，考克瑞尔突然做出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在某种醉醺醺的程度下看来是聪明而有趣的。他说他敢保证普宁这条老狐狸昨天根本就没走，而是躲起来了。干吗不打个电话探听一下呢？他就拨个电话，尽管对方电话铃声在想象中的远方过道里响着，催人来接却没人答理，可是如果普宁当真已经走掉，把房子腾空了，这个没毛病的电话也许就会被电话局掐断线路了。我当时莫名其妙地想同我的老伙伴铁莫菲·巴里奇说几句友好的话，所以过了片刻，我也试试想把电话打通。突然电话里传来咔哒一声响，有了回声，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接着有一个伪装得很差的声音说：“他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他早就走了。”——刚一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然而，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朋友，就连学他说话学得最像的人也不会把“at”（在）这个词念得很重而发出德语“hat”那个词的音，“home”（家）念得像法语里的“homme”，“gone”（走）像“Goneril”这个词的起首音。考克瑞尔又建议索性开车到陶德街九百九十九号去夜访那个隐藏起来的房客，可是考克瑞尔太太出面干涉，不同意那样做；于是，度过一个使我内心多少有点同嘴里一样不是滋味的夜晚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授职位时，约定可以自行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词聘请他协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他简略地答道他已对教学感到腻味，甚至不等这个春季学期结束就想不干了。接下去他就谈起别的事。维克多（我在信中有礼貌地问起过他）跟他母亲在罗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离了婚，又嫁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品掮客。普宁在信的末尾表示非常遗憾，说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温代尔学院作学术报告之前两三天就要离开那里。他没说明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