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以，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三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启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铁莫菲是一个十三岁的gimnazist（古典中学的学生），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裤，闪亮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行）。
在温和的容貌、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医生看起来很像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已故契诃夫医生所戴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色微粒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灰尘在哪儿呢？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在哪儿存在着呐。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那位军官正朝着那位夫人伛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我确实记得他那小平头，他那虚胖而苍白的脸，他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A+）”，而他却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自豪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从过道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教室那扇开启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得鼓鼓的松鼠啦，还有一个用亚麻布做翅膀、橡皮筋做马达的单翼飞机。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不过比他那个要大一倍，是在比亚里茨买来的。您把螺旋桨旋转一会儿，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动，出现预示飞行范围有限的、挺招人喜欢的密密的螺层。
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眯了一粒煤灰有关。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出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那是圣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的十二岁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坐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煤灰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方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像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