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玛洛夫身穿蔚蓝色的衬衫，弯腰在调整一把吉他的琴弦。一个生日宴会正在进行，沉着的斯大林砰的一声把他的选票投进选举政府执绋人的投票箱里。战场上，旅途中……汹涌的波涛中，或是温代尔……“妙极啦！”布多·冯·法特恩弗斯博士搁笔抬头说。
普宁不慌不忙地喝他的第二瓶啤酒，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干什么，或者毋宁说这当儿出现了两个普宁，一个最近一直睡得不好、头脑昏眩而想休息，另一个学而不倦、心想像平素那样回到家里继续看书、一直熬到深夜两点那班货运列车呜呜鸣笛驶进溪谷时为止，因此他正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最后，他决定去出席一次晚会，然后就马上回家睡觉，晚会是热心肠的克里斯托弗和路易丝·斯塔尔夫妇每两星期一次于星期二在新楼主办的，节目都是一些比较高雅的音乐和难得看到的电影，波尔院长在回答去年某些荒谬的批评时，把这些节目称之为“也许是整个学院区最激动人心、最富于灵感的大胆尝试”。
这当儿，那卷《文学金库》躺在普宁的大腿上面。他左边坐着两个印度学生，右边是哈根教授的女儿，一个主修戏剧的顽皮姑娘。谢天谢地，考玛洛夫坐在后排老远的地方，正在说些压根儿就没叫人感过兴趣的话。
普宁几乎就要堕入温柔的梦乡，忘却一切，忽然外界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儿：一尊雕像为了一个裂了的铜轮子，拧紧眉头，哼哼唧唧，吵吵闹闹地小题大做——普宁蓦地惊醒，一道大篷车的亮光和几个隆起的黑影掠过窗帘。外面有辆汽车砰地关上车门开走了。一把钥匙在开这座单薄脆弱、一半透明的房子的大门，接着传来三个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整座房子，连普宁那扇房门下面的隙缝那儿，都一下子亮了。别是发高烧啦，别是传染病发作啦。普宁没戴假牙，穿着睡衣，惊恐不安而又孤弱无援，耳边听到一个手提箱让人轻快而嗵嗵磕磕地拖上楼梯，还有一个熟门熟路的年轻人的脚步声，紧接着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听得见了……真格的，要不是伊莎贝尔的母亲及时一声喝止，那种如同从沉闷无趣的夏令营返回家中而自然而然出现的欢乐心情，确实会叫伊莎贝尔一脚踢开——普宁房间的——那扇门。
第一部分节目是三部老掉牙的短片，使我们这位朋友感到十分厌烦：那根拐棍儿啦、那顶圆顶硬礼帽啦、那张白脸啦、那对拱起来的黑眉毛啦、那个抽搐的鼻子啦，对他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位无与伦比的喜剧演员，不管是在阳光下跟一些戴花冠的仙女在一个等着扎他的仙人掌旁边一块儿跳舞也好，还是装扮成一个史前野人也好（一根柔软的粗棒子这时代替了那根柔软的拐棍儿），或是在一家闹哄哄的夜总会里让粗壮的麦克·斯温怒目瞪视着也好，都不能使老派而缺乏幽默感的普宁动心。“小丑，”他哼了一声，“连格鲁比什金和马克斯·林达过去都表演得比他更滑稽。”
第二部分节目是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四十年代末期拍摄的苏维埃文献纪录片，据说不带一丁点儿宣传色彩，而是纯艺术，一片欢乐，骄傲的劳动欣快感。不打扮的漂亮姑娘在一个古老的春季节日里，打着写有“Ruki proch ot Korei”“Bas les mains devant la Corée”“La paz vencera a la guerra”“Der Friede besiegt den krief”这类老俄罗斯民谣的只言片语的横幅标语，在街上游行。一架空中救护飞机飞越塔吉克斯坦一座积雪的山脉。吉尔吉斯的演员们访问一所坐落在棕榈树丛里的煤矿工人疗养院，在那儿自发地表演了一场。传奇般的奥塞梯某山地牧场，一个牧人用手提无线电向当地共和国农业部报告生了一头小羊羔。莫斯科地铁，连带里面的圆柱和雕像，闪闪发光，六名大概要上车的乘客坐在三张花岗石的长凳上。一个工人家庭，个个穿着盛装，坐在起居室一个大的丝灯罩下面，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房间里还有香味呛人、当摆设的花卉。八千名足球迷在观看鱼雷队和发电机队进行的一场球赛。莫斯科电器厂八千名公民一致同意提名斯大林为莫斯科斯大林选区的候选人。最新型的吉姆牌大旅游车载着该厂工人家属和另外一些人到郊外去野餐。还有——
“我不该，我不该，唉，真荒唐，”普宁嘟囔道，觉得自己的泪腺排出无法加以控制的、孩子气的热液，简直叫人不可理解、荒唐、丢人。
一片俄罗斯原始森林圈住了那个漫步者，林中雾霭朦胧，阳光宛如一支支冒烟的箭杆，投射在棵棵白桦树之间，它沐浴着悬垂的树叶，树皮上展现闪亮而颤动的孔眼，它照晒着苍翠的长草，在淡花盛开的野生樱桃的树丛阴影里闪烁发亮，使蒸气慢慢腾起。阻碍来自林中的一条旧道，两旁是松软的垄沟，一路上长满连绵不断的蘑菇和雏菊。那位漫步者疲累地返回他那不合时代的住处，脑子里依然想着那条森林里的小道，他又变成当年腋下夹着一本书、穿过森林的小伙子；接着那条道路伸向一片时间无法磨灭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自由而灿烂的原野（几匹骏马甩着银色鬃毛，在高高的花丛里欢腾奔跑）。这当儿，普宁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两个闹钟，一个拨到清晨七点半，一个拨到八点，在床边小桌上滴答滴答地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