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季节的客人当中，普宁跟沙多教授熟得很，后者是他二十年代初在布拉格大学念书时就相识的青年朋友；他跟布罗托夫一家子也认识，他前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俄国流亡学者协会于巴比松广场饭店举办欢迎布罗托夫夫妇从法国抵美的正式宴会上见到他们的，当时他还致了欢迎词。我个人对布罗托夫和他的哲学著作从来就不怎么感兴趣，他把晦涩和俗套十分古怪地搀和到一块儿；此人的成就好比一座高山——不过却是一座陈词滥调的高山；但是我对这位无精打采的哲学家的神完气足、体格丰满的妻子瓦尔瓦拉却一向有好感。她一九五一年头一次到松邸来做客之前，压根儿就没见过新英格兰的乡村。那里的白桦树和越橘树蒙骗了她，叫她心理上没有把昂克维多湖同比方说原本与它相似的巴尔干半岛的欧里德湖相比，却与俄国北方的奥涅加湖相比，因为她同她的姑妈丽迪娅·维诺格拉多夫，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和社会活动家，一起逃离布尔什维克来到西欧之前，曾经在那个湖畔度过她最初十五个暑夏。所以，瓦尔瓦拉一看到一只探食飞行的蜂鸟或者一棵花儿盛开的梓树，就会产生一点奇思遐想。那些大箭猪跑来津津有味地啃房子发霉味的老木料，或者那些胆怯的小巧玲珑的黄鼠狼在后院偷食小猫的牛奶，对她来说，都比动物寓言画更有趣。她也让那里她叫不上来名字的奇葩异草和小动物迷住了，困惑住了，竟把小黄雀当成了迷途的金丝雀，还听说她在苏珊生日那天，为了布置餐桌，居然把一大把美丽而有毒的常春藤叶子紧紧捧在她那雀斑丛生的粉红胸脯前，得意扬扬且气喘咻咻地跑进来。
亚尔·库克是旧教信徒的后裔，父亲是白手起家的莫斯科富商彼奥特·库克尼科夫，文学事业的赞助者、慈善家——这位著名的库克尼科夫在末代沙皇统治时期曾因资助一些社会-革命集团（主要是恐怖分子）而两次被监禁在一所还算舒适的城堡里，可是后来在列宁时期又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而在一个苏维埃监狱里关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被处死。他的家属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取道哈尔滨到达美国。年轻的库克靠埋头努力，聪明实干，再加上科学训练，逐渐在一家大化工企业里升到可靠的高职。他身体粗壮，友善安静，一张大脸毫无表情，正中间架一副小巧玲珑的夹鼻眼镜，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商业经理，一名共济会会员，一个高尔夫球爱好者，一位既有成就而又谨小慎微的人。他讲一口极其准确而不矫揉造作的英语，只稍微带点斯拉夫口音；他是一位热情的主人，话不太多，目光闪亮，一手端着一杯冰镇威士忌苏打敬客；只在哪位交情深厚的俄国老朋友在他家做客到深夜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才会突然讨论起上帝啦、莱蒙托夫啦、自由啦，发泄一通祖传下来的一系列不顾后果的理想主义观点，如果有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旁偷听，也会给弄得大惑不解。
普宁这是头一次到松邸来，我可来过了。人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俄国流亡者——一九二〇年前后离开俄国的自由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云集在这里。您可以在每一小块树阴下找到他们，有的正坐在土里土气的长凳上讨论流亡作家——蒲宁啦、阿尔达诺夫美国。">啦、西林啦；有的躺在吊床上，用一张星期日的俄文报纸盖在脸上，一种防御苍蝇叮的传统办法；有的在廊子里就着果酱喝茶；有的正在小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琢磨当地的菌能不能吃。
整个家务都由普拉斯柯娃在料理，她是个壮实的六十岁老太婆，生气勃勃，显得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二十岁。她站在后廊上，指关节放在屁股上，穿一条自己缝的膨胀如袋的短裤和一件女管家穿的那种有水钻的罩衫，在察看鸡群，这情景看上去可真带劲儿。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弟当年在哈尔滨还是孩子的时候都是由她亲手带大的，如今她的老伴帮她照料这里的家务事，他是个不吭声、呆头呆脑的哥萨克老头儿，一生就喜欢干业余装订书籍的活儿，不管碰到什么老目录或者下流刊物，他都想装订它一家伙，这既是自学，又是给书籍治病；此外，他还喜欢酿果子酒，捕杀树林里的小动物。
他娶了苏珊·马歇尔，发明家查理·G·马歇尔的女儿，一个迷人而健谈的金发姑娘。人人都会想象亚历山大和苏珊必定会生许多健康的子女，因此一听说苏珊由于动过一次手术而终身不孕，我和别的一些好心人都不免大吃一惊。他俩还年轻，彼此以一种叫人瞧着舒坦的、老派的纯洁诚挚的感情相亲相爱，他们没有子孙可以聚集在他们的乡村别墅，因此每逢双数年份的夏季就搜罗一些老年俄国人（像是库克的父辈或叔伯辈）前来度假，单数年份则邀请一些amerikantsï（美国人）——亚历山大商界的朋友或者苏珊的亲友前来消暑。
普宁和沙多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生的，相对年轻些。别的男人大都过了六十岁，经历了人生的长途跋涉。另一方面，波罗辛伯爵夫人和布罗托夫夫人等几位女士都还没过五十，多亏新世界的健康气氛，不但保留了她们的美貌，而且叫她们长得更加俏丽了。有些父母带来了子女——他们都是进大学那个岁数的美国孩子，健康，高大，懒散，别别扭扭，不懂情理，不会俄语，对父辈们的背景和经历不管有什么优越之处一概不感兴趣。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他们在松邸也好像跟他们的父母迥然不同：他们偶尔会从自己的尺度瞬间转到我们的尺度上来，对一个很有意思的俄国笑话或者一句关切的劝告做出敷衍了事的反应，然后又跑开了，总是保持超然冷漠的态度（以致使人觉得简直生了一窝小精灵）；他们宁愿吃昂克维多店铺里的食物或任何罐头食品，而库克尼科夫家在挂帘子的走廊上大摆又长又热闹的筵席，端上来的俄式美味佳肴反倒不对他们的胃口。波罗辛有时会挺伤心地谈起他的子女（伊戈尔和奥尔嘉，学院二年级学生），“我这对双胞胎简直招人生气。当我在家里吃早点或者吃晚饭碰到他们的时候，尽量想给他们讲点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事——譬如，十七世纪俄国遥远的北方选举当地自治政府啦，或是俄罗斯第一批医科学校的历史啦——哦，对了，顺便提一下，契斯托维奇一八八三年曾经就此专题出版过一本很精彩的专著——他们就溜掉，到他们的屋子里去开收音机。”在普宁被请到松邸来的那个夏季，这两个年轻人都来了。但是，他俩从不露面；要不是奥尔嘉的爱慕者，一个好像谁也闹不清他姓什么的大学生，也从波士顿开一辆豪华的汽车来这里度周末的话，要不是伊戈尔认为布罗托夫的女儿尼娜，一位长着埃及人那种眼睛和黝黑的胳膊腿儿、上纽约舞蹈学校的、懒散而漂亮的姑娘，跟他还情投意合的话，奥尔嘉和伊戈尔一定会觉得这个偏僻的地方多么沉闷哟。
萨缪依尔·罗夫威奇·施波里昂斯基，一位气派轩昂而稳重、个儿高的绅士和好激动、口吃且个儿矮的费奥多·尼基蒂契·波罗辛伯爵，都是一九二〇年前后在俄罗斯一些省份里为抵制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成立的英勇地方政府的民主组织成员，他俩如今正在松树林阴小道上溜达，讨论自由俄罗斯协会（他们在纽约建立的一个组织）下一次跟另一个成立较晚的反共组织举行联合会议时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从一个让洋槐树遮住一半的凉亭里传出教哲学史的布罗托夫教授和教历史哲学的沙多教授两人激烈辩论的只言片语：“现实就等于持续不变，”一个声音会说，是布罗托夫嗡嗡的嗓音。“不对！”另一个会喊道。“一个肥皂泡跟一枚化石牙齿一样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