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琼），我在找威士枯斯和苏大斯特，”他凄凉地说。
普宁那强壮得过分的肩膀还在抽动。她合上那本杂志，看了看封面：一群娃娃般欢蹦乱跳的小学生、伊莎贝尔和哈根家的孩子、光秃秃的遮阴树、一个白色的塔尖、温代尔的钟楼。
“好啦，咱们未免扯得太远了，离开咱们这个好玩的正题了。诺，你看这张画儿。这是那个水手，这是那只猫咪，这是一条闲荡而挺愁闷的美人鱼，再瞧水手和猫咪上方的腾腾烟雾。”
他比划了一个俄罗斯式表示“放弃”的手势。
“我对这有保留的看法，”普宁说，“首先，逻辑本身——”
“她不想回来吗？”琼温柔地问。
她把大包小包放在厨房的餐具柜上，冲着食品室问：“你在找什么呐，铁莫菲？”
“恐怕没有苏打水，”她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清醒的克制力答道。“餐厅那个柜橱里倒是有不少威士忌。不过，我建议咱俩还是弄点好热茶喝喝吧。”
她在他身旁坐下，翻开她买回来的一本杂志。
“你歇着，铁莫菲，让我来讲给你听。瞧，我喜欢这一幅。哎呀，妙极了，这儿把两种概念结合起来啦——荒岛和烟雾里的女郎。你瞧，铁莫菲——看一眼嘛，”——他无可奈何，只好戴上自己那副看书用的眼镜——“这是一座只有一棵棕榈树的荒岛，这是一节撞碎了的木筏，这是一名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这是他救活的那条船上的一只小猫，再瞧这儿，那块岩石上——”
“可是它确实就存在于这儿呐。”
普宁，脑袋还伏在胳膊上，用他那捏得不太紧的拳头擂起桌子来了。
午后五点一刻，琼拎着满满一包食物，夹着两本杂志和三个小包回到家门口，发现门廊邮箱里有一封女儿寄来的航空快信。自从伊莎贝尔前次给父母寄来一封短信，说她在亚利桑那州度完蜜月之后已经安抵丈夫的家乡，至今又过去三个多星期了。琼夹着七歪八扭的小包，连忙把信拆开。这是一封充满欢乐幸福的信，她一口气把它看完，心中感到宽慰而欣喜，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她眼前欢舞似的。她摸到大门上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原来是普宁一向当成自己一点心肝似的那串钥匙，连带小皮夹子一起挂在门锁上。她就用它把门打开，刚一走进去就听见从食品室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食橱挨个儿给打开，又给关上。
他从里面走出来，满脸通红，眼睛瞪得老大的，她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还一塌糊涂地沾着没拭去的泪水呐。
她听见大门口有人在开门关门。不大一会儿工夫，劳仑斯装出一副滑稽样儿，朝厨房里鬼鬼祟祟地窥探。琼摆摆右手叫他走开，左手把放在大包小包上的那个彩色花边信封指给他看。她脸上闪现的会心微笑简单地反映出伊莎贝尔那封信的内容；他伸手抓起了那封信，不再开玩笑了，踮起脚尖朝外走去。
“对，但是——真格的，你不公道，铁莫菲。你明明知道自己同意劳尔的观点：思想领域是建立在一种与逻辑相协调的基础上的。”
“不可能，”普宁说。“一丁点的小岛，再加上棕榈树，不可能存在于那样大的海洋里。”
“不啦，我其实什么也不想喝，”他在厨房里那张桌子旁边坐下，长叹一声说。
“不是，完全不是。比那可要有趣得多。你看，人们把这些滚圆的烟雾看成是他们思想的投影。现在咱们终于接触到有趣的地方啦。水手想像美人鱼长着两条腿，那只猫却想像她彻头彻尾是条鱼。”
“叫人没法忍受的孤独啊，”普宁说。
“莱蒙托夫，”普宁伸出两个手指头说，“只用两首诗就把美人鱼描绘得淋漓尽致了。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受不了美国人的幽默，我应当说……”他用颤巍巍的手摘下眼镜，用胳膊肘推开那本杂志，脑袋趴在胳膊上，瓮声瓮气地呜咽起来。
“那咱们来看看图片吧，铁莫菲。”
“我什佛（么）也没由（有），”普宁流着鼻涕的鼻子挺响地吸着气，恸哭道，“我什佛，什佛，什佛也没由剩下啊！”
“不想看，蒋。你知道我一向闹不清里面什么是广告，什么不是广告。”
“原子弹爆炸吧。”普宁哀愁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