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she sérdtse vsegó nezhnéy……”
那次意外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可是正当我要去瑞士和德国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小花园里把我拦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颜色像巴黎天空那样的鸽子灰，看上去又苗条又古怪，头戴一顶真够迷人的新帽子，顶端还插着一根蓝鸟羽毛，她交给我一张折叠好的信纸。“我想征求您最后一次忠告，”丽莎用法国人称之为“失真”的声调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时还没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来。”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便走了。
Samotsvétov króme ochéy
I yúnosha tíhiy skazál：
“我害怕您会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亲爱的丽丝”（写信人虽然用的是俄文，却通篇用法国方式称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丽莎”，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丽莎维塔·英诺肯蒂耶芙娜”）。“对一个敏感的（chutkiy）人来说，看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而我就是绝对处于一种困境。
没一会儿工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棕色头发上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着右胳膊肘儿，像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丽莎·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auf Bruderschaft的方式饮酒，那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形的黑眼睛沉默而失望地注视着她。
I yá opustíla glazá……
“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这个人枯燥无味，也没有天赋。我甚至也不阔绰。但是，丽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您，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后一滴眼泪，样样都献给您。请相信我，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给您的都要多，因为天才需要给自己保留许多，从而不能像我这样把他的全部都献给您。我也许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您获得幸福。我希望您写诗，我希望您继续研究您的精神治疗法——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怀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顺便另邮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精彩地反驳了您那位哈尔普博士认为出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自杀行动的理论。我斗胆地在沙多这篇杰出的论文第四十八页上改正了一个明显排错的字。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决定”这个词，底下的信纸和签名都让丽莎裁掉了）。
Rózovïh gúb moíh.
我把这首俄文诗音译过来，填上了重音音节，而且一般理解都把u念成短“oo”音，i像个短“ee”，zh像法语里的“j”。skazal-glaza这样的不规则韵脚被认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潜流和cour d'amour的涵义。译成散文大致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没有什么珠宝，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红润的嘴唇还要柔软。于是一个沉静的青年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柔软了。’我便低下我的视线……”
Net u menyá nikakíh，
我写信告诉丽莎说她的诗写得不好，应当停止写作。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馆看到她兴致勃勃、满面笑容，同十来个俄国青年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周围。她带着一股讥诮和神秘的固执劲儿，用她那蓝宝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我们俩交谈起来。我提出让我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诗。她同意了。结果我告诉她那些诗比我头一次看的时候还要糟。她住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没有洗澡间，邻居是两个嘁嘁喳喳的年轻英国人。
几天之后，她把诗寄来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脚女诗人模仿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玩意儿：无精打采的抒情短诗，给人的印象好像那些诗是在或多或少踮着脚尖走出抑抑扬格的四音步，然后沉闷地长叹一声，颇为吃力地坐下来似的：
可怜的丽莎！她当然有她爱好艺术的时刻，例如她会在五月的一个夜晚，站在一条肮脏的街道上借着街灯的光，着迷地欣赏——不，崇拜——一堵湿漉漉的黑墙上贴着的一张旧招贴画的五颜六色的残余，以及街灯旁边低垂的椴树半透明的绿叶，不过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邋遢，诗意的激情同非常实际而庸俗的想法，坏透了的脾气和感伤的情绪，消沉的顺服和一种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滥用感情的结果下，在一连串事件的过程中，叙述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反正丽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时，碰翻了一瓶开着盖的、她平时用来写诗的深红色墨水，鲜艳的细流流出了她的房门，让克丽丝和卢及时发现了，她那条命被救了回来。
No est' róza eshchó nezhnéy
“您，丽丝，受到一群诗人、科学家、艺术家、花花公子的包围。据说，那位去年给您画像的著名画家，如今在马萨诸塞州荒野酗酒无度（govoryat, spilsya）。另有许多其他谣传。所以我在这里敢于给您写信。
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里。内容如下：
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在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四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己在跟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他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作者了。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在这样一个场合，我的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我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且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不管怎么说，他爹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Zabava（《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丽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扯到私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