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路九百九十九号，很好记！就在那条鲁（路）的顶顶末端，跟峭比（壁）大结（街）联结的地方。一所肖（小）转（砖）瓦房子，后面有个达（大）赫（黑）峭比（壁）。”
就在请客那一天，他在弗里兹楼饭厅里快要吃完很迟的午餐，维恩或者那位跟他非常相似的人突然在他身旁坐下，过去这两个人可谁也没在这里露过面，那人说：
就在这当儿普宁脑子里闪现了那个聪明的想法。
对方说他还没结婚。他非常愿意来。地址是哪里？
“……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想是个俄国人吧——提到在斯考夫地区，我希望没发错音，当地人烤一种鸟形蛋糕。当然，基本上是象征阴茎，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这样一种风俗？”
（唉，爱耍双关语的普宁！）
我和普宁对一桩挺烦人的、却难得讨论的事早就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您无论在哪一所学府的教员队伍里，都不仅可以找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您的牙医或者当地邮政局局长，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个在他的本行里另有一位跟他犹如双胞胎似的人。说真的，我知道在一所相当小的学院里出现过一起类似三胞胎的例子，据那位眼光敏锐的校长佛兰克·里德说，那三驾马车的中心人物，说也荒唐，竟是鄙人；我还记得已故的奥尔嘉·克劳特基有一次对我说，就在她这位只有半个肺的可怜女士不得不教忘川语和葫芦巴语的一家战时的语言专科学校里，仅在五十来个教员当中，除了这位真的、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普宁之外，竟另外还有六位普宁。因此，甚至连普宁这位在日常生活中马马虎虎的人（在温代尔任教的第九个年头）也不由得注意到一个瘦高个儿、戴眼镜的老头儿，几缕学究式青灰色头发耷拉在他那皱紧的小眉毛右边，尖鼻子两旁各有一道深沟一直通到他那长长的上嘴唇两角——普宁知道这人是鸟类学系主任托马斯·维恩教授，有一次在宴会上还跟他谈起过欢快的金莺、忧郁的布谷鸟和其他俄国乡间的鸟儿——却并不一定是维恩教授。有几次，他好像把别人错当维恩教授了，普宁叫不上那人的名字，可他却带着外国人爱说双关语的那种雅兴，把那人归为“特维恩”（或者照普宁的念法“特温”）一类。我这位朋友和同胞很快就领悟到他永远没法闹清楚他每隔一天都在校园几处地点，办公室和教室之间啦，教室和楼梯之间啦，饮水喷泉和厕所之间啦，遇到的那位猫头鹰脸、步履飞快的绅士，究竟是那位他觉得应当打个招呼的、有一面之交的鸟类学家呢，还是另外那位长得很像维恩的陌生人，那人像任何有一面之交的人那样，对普宁淡淡的招呼也会由于礼貌上的习惯而略微点点头。这种碰头的时间仅是一刹那，因为普宁和维恩（或是特维恩）都走得挺快；有时普宁为了回避交换一声这种温文尔雅的吠叫，就会假装一面急走一面看一封信，或者想法闪开这位匆匆迎面而来的同事兼折磨者，就会突然转向楼梯口，下到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继续朝前走；可是他刚对自己这种机灵的做法沾沾自喜，有一天在他故伎重演时，却在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差点儿跟噔噔过来的特温（或是温）撞个满怀。新的秋季学期（普宁任教的第十个年头）开始后，他的上课时间有了改变，这种厌烦的情况更为加剧了，他为了尽量回避维恩和他的相似者，原来学会依靠的某些办法也只好放弃。看来他不得不永远容忍这种情况了。回想以往某些类似的情况——那种只有他看得出来的令人困惑的相似，烦恼的普宁告诉自己，要别人来帮助解答这一双托·维恩之谜没有多大用途。
“我老早就想向您请教点事——您教俄语，对不？去年夏天，我看了杂志上一篇谈鸟的文章……”
（“温！这位是温！”普宁心想，当即觉察到可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性步骤。）
“先生，我听您的吩咐，”他说，高兴得声音在嗓子眼里直颤悠——因为他现在已经十分有把握断定这人无疑就是最初那位喜欢鸟的维恩了，“是的，先生，我十分熟悉那些zhavoronki，那些alouettes，那些——咱们得查查辞典方能找出它的英语同义词。因此我借此机会请您今晚光临舍下。午后八点半。一个小小的搬进新居的聚会，没别的。请带尊夫人一道来——要不，您别是个红心学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