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小丑！》这倒数第二部分，是我多少有些被动的生活中精神饱满的一段，却特别难以下笔，它令我想起学生受罚，我曾被一位最严厉的法国家庭教师惩罚——将某句谚语抄写cent fois（嘘声和唾沫）——因为我在她那本《简明拉鲁斯词典》的插图旁加上我自己的画，因为我在课桌下探索小表妹拉拉姬的双腿，她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和我一起上课。说真的，我已经在脑海里将我一九六○年代后期赶往列宁格勒的故事重复了无数遍，面对济济一堂的听众朗读拙作或叙述梦幻人生——而我始终怀疑这一凄凉的旅程是否必要、能否成功。但你和我争辩，你态度温和而坚决，是的，你命令我详述那次旅程，为了使我女儿的悲惨命运增添几分有意义的假象。
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旧疾复发来势汹汹，我不得不住院几乎整整一年。所有医生都命令我彻底休息，但我不得不和出版商一起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因为我的小说被那班冬烘的审查官指控为淫秽。我再次病势沉重。我寻找贝尔的努力不知怎么竟和我的小说导致的争议纠缠在一起，我感到幻觉困扰着我，压迫着我，我只觉得一幢高楼矗立在眼前，清晰得如同人们看见高山和船只一样，楼里的每一扇窗户都灯光闪耀，它正试图向我逼近，穿过病房的某一堵墙，搜寻最薄弱的一点，马上就要破墙而入，直撞我的病床。
几小时之后我已经在纽约和A. B.一起用餐了（而下个月我将会从伦敦和他通几次长途电话）。他十分矮小，完全是椭圆形身材，秃顶，小脚上一双昂贵的鞋子（而他的其他包装看上去没什么档次）。他说一口略带俄语口音的蹩脚英语，说不定是一个犹太俄国人。他认为我应该先去见见多拉。他为我定好了和她见面的确切地点。他告诫我说旅客准备前往苏联这怪异奇境的第一步非常庸俗，他将被分派进一个旅馆房间（nomer），只有当他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办理“签证”。面对着堆积如山、布满褐斑、浸透黄油、涂好鱼子酱的黄褐色俄式煎饼（A. B.执意不让我付钱，虽然《海滨王国》让我赚了很多钱），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详尽讲述了最近一次特拉维夫之行。
一九六○年夏天，克里斯蒂娜·迪普拉组织残疾孩子在拉里夫以东的悬崖和公路之间夏令营，她通知我说，她的一个助手查理·埃弗里特带着我的贝尔私奔了，之前他烧毁了——她比我更清楚地目睹了一个古怪的仪式——自己的护照和一面小美国国旗（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去纪念品小店买来），“就在苏联领事馆后院中央”；这位新生的“卡尔·伊万诺维奇·韦特洛夫”，和十八岁的伊萨贝拉——前贵族的女儿——在伯尔尼举行了某种模拟婚礼后仓皇逃往俄国。
尊敬的瓦季姆·瓦季莫维奇！
请您务必和写便条的人联系。他是我的老板，也是远房亲戚，他答应捎来您的回信，瓦季姆·瓦季莫维奇，如果可能的话，也请捎来一点钱，但最重要，最重要的事（glavnoe, glavnoe）是，请您亲自（lichno）来一趟。请告诉他您能否来，如果来，我们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面讨论一下目前的情况。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紧急（speshno，“紧急”，“不能耽搁”），但有些事特别紧急，比如这一件。
我的下一个行动——伦敦之行——原本会非常愉快，要不是我总被焦虑、烦躁和痛苦的预感所压迫。通过几位大胆的绅士——一位是艾伦·安多弗顿的旧情人，另两位是我已故恩人的挚友——我一直和宾特（苏联情报部门对于著名的、太过著名的英国情报机构的简称）保持着某种清白的联系。所以我完全有可能搞到一张假护照，或者多少有些掺假的护照。既然我也许会再次利用这些资源，在这里就不便确切透露我的化名。不用说，我的化名和真姓之间具有某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如果我被抓住，能够助我蒙混过关，那可以是因为心不在焉的领事在办理文书时出错，也可以是因为对疯子所持的正式文件视若无睹。且让我们假定我的真名是“奥勃隆斯基”（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那么化名就有可能是，比如说，“O·B·隆”，也就是，椭圆形的模糊天空。我还可以把这个名字进一步改为，比如说，奥勃伦·伯纳德·隆，来自都柏林或邓恩伯顿，用它在五六个大洲生活好多年。
您也许收到过很多我们国家的人寄来的信，他们都读到过您的书——那可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写这封信的人却并非您的崇拜者，而是伊萨贝拉·瓦季莫维娜·韦特洛夫的一个朋友，与她同住一室已有一年多了。
我那本保存完好的旧英国护照，曾被那么多彬彬有礼的官员草率处理，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过我的书（护照的偶然持有者唯一真实的身份证明），在走完了一个规矩和能力都不允许我详述的程序之后，那本护照在很多方面都保持原样；但它的某些其他特征、具体细节和信息栏目，则通过某种新手段、某种神秘魔法、某种天才技巧而得到“变更”，至于变更的方法，“在别处还没人能勘破”，实验室里的伙计们会用这种圆滑的措辞来表明人们对一项新发明的懵懂无知，而这项发明也许拯救过无数间谍和亡命之徒。换言之，没有人，没有一个不熟知内情的法医化学师，能够怀疑，更不用说证明，我的护照是伪造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此事如此不厌其烦、喋喋不休。也许，是因为我想逃避，不愿意讲述我的列宁格勒之行；但我再也不能敷衍下去了。
我在早餐桌前呆坐片刻——在罗丝·布朗满怀同情的注视下——就像穴居者一般双手抱头，躲避头顶岩石的崩裂（女人也会做同样的姿势，当听见隔壁房间有什么东西落地）。当然，我当即做出决定。我隔着轻薄的裙子顺手拍拍罗丝年轻活力的屁股，大步走向电话机。
“最好留着，”哈利·Q，我最快乐的一位顾问说道。“但是，”他补充道，“一定要在我们粘好O. B.的照片并盖上章之前就开始留，还要保证之后不掉体重。”于是我开始留胡子——在极为痛苦的等待过程中，等待我无法仿造的旅馆房间和无法伪造的签证。胡子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粗犷浓密，黄褐色中夹杂着几茎银灰。它上抵我红润的脸颊，下及我的西装背心，和黄灰相间的鬓发混为一体。特殊的隐形眼镜不仅改变了我的眼神，显得有些呆滞，甚至多少改变了眼珠的形状，本来是方方的，好像狮子，现在成了圆圆的，好像木星。而直到我返回之后，才发现我身上穿的、包里带的那些定做的旧裤子，在腰带内侧竟赫然绣着我的真名。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我才得知贝尔的确嫁给了韦特洛夫，不过他被派往某个遥远的地方，不知是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就来了一封信。
我将所有工作撇在一边，在多年禁欲之后，再次陷入秘密调查的刺激中。早在我和艾丽斯·布莱克结婚之前，暗中刺探就已经是我的拿手好戏，就像契诃夫擅长给病人灌肠，艾丽斯后来热衷于一部冗长不堪的侦探小说，肯定也是受到了我的某个暗示的激发，仿佛飞鸟的羽毛，灵光一闪，与之相连的是我在广阔而迷蒙的宗教仪式中的经验。我为长辈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帮助。那棵树，一棵开满蓝色花朵的白蜡树，我曾看见有两位“外交官”——托尔尼科夫斯基和卡利卡科夫——利用树皮的伤口来接头，而如今它依然矗立在圣贝纳迪诺山顶上，几乎毫发无损。但为了精简结构，我从这个乏味的爱情故事中删去了这一有趣的树种。然而此刻它的存在却有助于我躲开——至少是暂时躲开——深深的遗憾所带来的疯狂和痛苦。
“我过边境时是否该留胡子？”在《埃斯梅拉达和她的帕兰德如斯》第六章，思乡心切的古尔科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
信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我称他为A. B.）转来，随信附了一张便条，说他做“纺织品”生意，尽管学的是做“工程师”；说他代表“一家在美国的苏联公司以及一家在苏联的美国公司”；说他转寄的这封信来自一位在他的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的女士（我称她为多拉），事关我的女儿，“虽然他无缘认识她，但他认为她需要我的帮助”。他还说一个月后他就要飞回列宁格勒，如果我能“联系他”，他将十分高兴。多拉的信是用俄语写的。
她病了，听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身无分文。
与这封信同时到达的有一份邀请，请我前往纽约和一位著名同行探讨我何以会突然闯到畅销书榜首，有来自日本、希腊、土耳其出版商的询问，还有一张寄自帕尔马的明信片，上面潦草地写着：“路易丝和维克多为《王国》喝彩。”而我根本不知道维克多是谁。
我不满十九岁就逃离俄国，在一片危险的森林中跨过地上一名红军士兵的尸体。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我抓住一切适当的机会在作品中痛骂、嘲笑、折磨苏联政权，将它扭曲成各种滑稽的形状，仿佛拧一条血淋淋的毛巾，仿佛猛踢魔鬼身上散发恶臭的毒疮。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我所属的文学界不再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和愚昧。因此我清楚地意识到两个事实：第一，如果我用自己的名字，就不可能在欧罗巴、阿斯托里亚或列宁格勒的任何一家旅馆订到房间，除非我作出某些特殊修正，某些饱受卑屈的放弃；第二，如果我直接以隆先生或布隆先生的名字与旅馆方面交涉，一旦被盘问，就会麻烦不断。所以我决定不被盘问。
要想找到卡尔在美国的亲戚简直就像儿戏；也就是说，那两位形容憔悴的姑妈都厌恶这孩子，她们彼此之间都还不至于这样厌恶。一号姑妈向我保证说他根本没有离开瑞士——他们仍然将他的第三类邮件转到波士顿送到她手里。二号姑妈是费城怪物，她却说他喜欢音乐，正在维也纳无所事事。
为了让您相信她就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是她要我给您写信，而她自己写不了，我附上只有您和她才能读懂的小线索或标志：“……还有睿智的小路（i umnitsa trop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