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租的那套带家具公寓位于一幢漂亮建筑（布法罗大街十号）楼上，主要是为了我的需要，因为公寓里有一间非常舒适的书房，庞大的书橱里摆满有关美国知识的书籍，包括一套二十卷本百科全书。安妮特本来看中一幢俄国乡间别墅式样的房子，管理部门也给我们看了；但她放弃了，因为我向她指出，在夏天显得凉爽奇趣的房子，在其他季节都会觉得寒冷怪异。
安妮特多愁善感影响健康，令我十分焦虑：她那优美的脖子似乎愈加细长了。略带忧郁的表情使她那张具有波提切利气质的脸庞新添了一份不讨人喜欢的美：她越来越喜欢在犹豫或沉思时紧缩脸颊，这使她颧骨下方凹陷的轮廓更加明显。我们难得做爱，而她冰冷的花瓣始终紧闭。她心不在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夜间迷路的猫都知道这个忘记关厨房窗子的怪癖女神也会让冰箱门开着；浴缸常常泛滥成灾，而她却在打电话，一脸无辜地紧皱双眉（她哪里顾得上我的痛苦，顾得上我日益加重的精神疾病！），打听一楼那人偏头痛或绝经的状况；她对我暧昧不清的态度还导致她忽略了本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于是当秋天我们搬进兰利家那幢倒霉的房子之后，她告诉我说她刚刚去看过的那位医生长得极像奥克斯曼，另外她已经怀孕两个月。
一个天使正等在我局促不安的脚底下。命中注定的绝望将侵袭我那可怜的安妮特，当她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应付美国家务事的错综复杂。住在一楼的女房东转眼之间就解决了她的难题。两个迷人的百慕大翘臀女生，穿着民族服装，法兰绒短裤和敞开的衬衫，长得一模一样，在奎恩大学学习著名的“酒店”专业，来为她做饭、收拾房间，她也顺便让她们帮我们干些家务。
还是回头来说说善良的妮涅利吧。
《阳光下的谋杀》（当我无助地躺在纽约医院里时，《投影描绘器》英译本被改了书名）和《红礼帽》都卖得不好。我那部优美奇特、雄心勃勃的《见到真相》刚令人振奋地登上西海岸某报畅销书榜榜尾，便倏忽消失了。在此情形下，我无法拒绝一九四○年奎恩大学因我在欧洲的声誉而提供的教职。我将在那里获得永久教职，并在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五年晋升为正教授：确切日期没能在旧日记中找到。
妮内拉·兰利生得结实粗壮，面色红润（两侧红晕分布不均），一头短发染成大妈般的姜黄色，棕色的眼睛比我还要疯狂，薄嘴唇，俄国式大鼻子，下巴上长着三四根毛。在年轻的读者前往莱斯博斯岛之前，我想说，就我所知（我是一名无与伦比的间谍），虽然她对我妻子表现出荒唐而过分的爱意，但其中没有任何性爱成分。我当时还没有那辆白“猞猁”，安妮特没能在生前见到它，所以是妮内拉带她坐一辆破旧老爷汽车去买东西；诡计多端的房客则放着他自己的小说不用，而从阁楼上（阁楼天窗正对那条来往于购物中心的马路）兰利家的藏书中找出神秘的旧版平装书和难以卒读的小册子，亲笔签上大名送给那对美丽的双胞胎。正是妮内拉让她那个可爱的“妮蒂”拥有那么多白毛衣。正是妮内拉每天两次邀请我妻子去她家喝茶或咖啡；但这女人必定不踏进我们屋子一步，至少我们在家时如此，借口是我们房间里仍有她丈夫留下的烟臭：我回答说这是我抽的烟——于是那天晚上，安妮特就说我真不该抽那么多烟，特别是在室内；她还告诉我楼下那位抱怨说我来回走动的时间太晚太长，恰好在妮内拉头顶。对啦——还有第三个不满：我为什么不把百科全书按字母顺序放回原处，就像她谨慎的丈夫那样？因为（他说）“书放错地方就等于遗失了”——好一句警句。
尽管我开了两门每周一次的欧洲名著讲座，周四还有乔伊斯《尤利西斯》研讨班，报酬优渥（开始每年五千美元，到五十年代为一万五千美元），又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杂志《美人和蝴蝶》写了几篇短篇故事，稿费丰厚，但我并没有感到很舒适，之后《海滨王国》一书（一九六二年）弥补了我在俄国损失的小部分财产（一九一七年）并驱走了所有经济上的忧虑，直到烦恼之秋最终结束。我通常不保存负面批评和嫉妒辱骂的剪报；但我确实珍视下面的说法：“这是史上仅知的例证：一个欧洲贫儿俨然变成他自己的美国大叔（amerikanskiy dyadyushka，oncle d'Amérique），”我那忠实的德米安·巴锡列夫斯基如是说；他是流亡者湿地中难得一见的大蜥蜴之一，一九三九年步我后尘来到殷勤好客、值得钦佩的美国，并以产卵之速创建了一本俄语季刊，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仍在担任主编，在英雄迟暮之年。
亲爱的兰利夫人对她的工作并不特别满意。她在奎恩大学以北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幢湖滨木屋（“乡村玫瑰”），离霍尼韦尔学院不远，她在那儿教暑期班，甚至准备与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如果奎恩大学的“反动”气氛持续不变。事实上，她唯一怨恨的是年迈的科尔恰科夫太太，科尔恰科夫太太曾当众指责她说话带有Sdobnyy（柔和）的苏维埃腔调，而且措辞粗俗——这些都不容否认，尽管安妮特认为我这样说完全是个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
“她是名副其实的天使，”安妮特用动听矫情的英语向我透露。
妮涅利·伊利妮夏娜·兰利不只是一种意义上的难民，她刚离开自己的丈夫，那位“了不起的”兰利，他那部《美利坚马克思主义史》是整个低能一代的《圣经》（现已绝版）。我不知道他们分开的原因（做了一年美国人之后，这是那女人亲口告诉安妮特的，安妮特又用傻乎乎的吊唁口气转告我）；但我的确见到了兰利教授，并且很不喜欢他，那是在他离开此地去牛津前夜的正式宴会上。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竟敢质疑我教授《尤利西斯》的方法——纯粹的文本分析，没有系统讲解寓言和准希腊神话之类的废话；另一方面，他的“马克思主义”显得滑稽而十分温和（就他妻子的口味而言，也许是太温和了），如果与美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苏维埃俄国的盲目崇拜相比较。记得在我们英语系最著名人士为我举办的宴会上，突然鸦雀无声，大家偷偷传递狐疑的脸色，当听到我形容布尔什维克政府静如庸人，动如野兽；在国际上以贪婪和欺诈与螳螂竞争；为改变本国文学的平庸状况，先宽宥上一时代留下的天才作家，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血将他们遮盖。有一位教授，一位左翼道德家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壁画家（那年他正在试验汽车涂料），听后大步走出屋子。不过，第二天他就写来一封华丽堂皇的致歉信，说他不能真的对《埃斯梅拉达和她的帕兰德如斯》（一九四一年）的作者生气，尽管该书“风格混杂，具有巴罗克意象”，但仍堪称杰作，“拨动了痛切的心弦，他作为一名执着的艺术家从不曾体会到内心有如此震动”。评论我作品的人都持相同观点，一方面指责我低估了列宁的“伟大”，同时不乏赞美之词，最后就连我这个轻蔑而严肃的作者也不由不为之感动，我在巴黎时的作品从未得到过应有的肯定。甚至奎恩大学的校长——此君怯懦地同情那些鼓吹苏维埃化的时髦之士——也确实站在我一边：他来看望我们时告诉我说（妮涅利悄悄爬到我们楼梯口偷听）他非常骄傲，等等等等，而且他发现我“最近（？）一部书相当有趣”，尽管他不得不为我抓住一切机会在课堂上批评“我们伟大的盟国”感到遗憾。我哈哈大笑，回答道比起我准备在学期末做的题为“苏维埃文学中的拖拉机”的公开演讲，这种批评简直就是小孩的亲吻。他也大笑起来，又问安妮特，和一位天才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她只是耸了耸优美的肩膀）。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美国式的，消融了我冰冷心脏的一整个心房。
我认出这女人正是俄语助理教授，我曾在校内一幢砖楼里见过，她那个系特别乏味，当时他们的系主任，性格温顺、眼睛近视的老诺特伯克邀我旁听一个高级小组课（我govorim po-russki. Vy govorite? Pogovorimte togda——就是这种可怕的玩意儿）。所幸我和奎恩大学的俄语语法课一概无关——不过我妻子在兰利太太的指导下帮助初学者，最终得以解闷。
她出生时（一九○二年）的教名是诺娜，二十年后应她父亲——一个天生的劳碌命加马屁精——请求改名为妮涅利（或者妮内拉）。她把名字写成英语是Ninella（妮内拉），但朋友都叫她妮内特或妮莉，就像我妻子的教名安娜（诺娜喜欢这样叫她）被叫做安妮特和妮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