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不擅长运动，所以体格的衰弱既不明显也不有趣。我给它打C+，主要是因为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在撤退与休整的间隙发动了一场针对肥胖的战争，消耗了一封又一封腹部脂肪。除了早年间的精神疾病（我宁可单独处理该问题），我整个壮年时期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我现在回头看称呼为“你”，但按照生活的逻辑当时的你还不是“你”，因为我们还算不上认识；你成为真正的“你”，是当你接住一张乘风飘起的黄色纸片，故作漫不经心地说一声：
《见到真相》，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出版于三十五年前！
就这样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办公室，一个快乐的截肢者，从未如此急切地清理抽屉和书架。不过，我还是动笔给校长——也是新来不久——留了一张便条，怀着法语所谓的“玩笑”，而不是英语所谓的“恶意”。我告诉他，我的欧洲文学名著一百讲已由一位慷慨的出版商买断，他预付给我五十万美元（有益身心的夸张），因此该课程无法继续向学生开放，谨此致候，不能面谈为憾。
“Metamorphoza，”你用优雅动听的俄语说道。
现实将被掺入杂质，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叙述你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别人无从知道的，以及将永远永远不会被一个客观平淡、百无一用、胡搅蛮缠的传记作家搜寻出来的一切。布隆先生，你的风流韵事进展如何？闭嘴，哈姆·戈德曼！你们决定什么时候一起去欧洲？滚开，哈姆！
我艺术创作的状况又如何？在这方面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正如我希望你回忆的那样，你曾在牛津研究屠格涅夫，在日内瓦研究柏格森，但因为你有家人在美好古老的奎恩和俄国人居住的纽约（那里还剩下一本流亡者杂志仍在愚不可及、含沙射影地谴责我的“变节”），我发现你一直紧紧追随我的俄语和英语小丑，后面跟着一两只吐着血红舌头的老虎，以及一个蜻蜓似的骑象女孩。你还研究过那些废弃的影印本——证明我的方法毕竟还avait du bon——领教过一班心怀嫉妒的大学教授对影印本的恶毒攻击。
说到哲学观，当我开始暂时的自我调整以适应奎恩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我想起来在办公室的某个角落还留着一大叠笔记（关于空间本体理论），是先前准备用来讲述我早年生活和梦魇的（就是后来的《阿迪斯》）。我还要从办公室里整理、搬走或者干脆销毁自任教以来积累起的一大堆杂物。
那天下午———一个风和日丽的九月下午——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认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学期将是我在奎恩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实际上，那天我中断午睡，要求立即与系主任见面。我觉得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听起来很不耐烦；说真的，我不愿意做任何事先解释，只是半开玩笑地向她吐露说，数字“七”总令我想起探险者插入北极头盖骨的旗帜。
如果说我认为这第二批作品的价值要低于第一批，其中的缘由，有人以为是忸怩作态，有人以为值得赞赏，而我自己则以为实在可悲，不仅如此，我在美国的创作，在我看来有些模糊不清；它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总是希望下一部作品——不仅是正在创作的这一部，比如《阿迪斯》——而是我尚未尝试的那些神奇而独特的作品，最终能够回应某种热望和渴求，这种热望和渴求，在《埃斯梅拉达》和《海滨王国》的零星段落中没有得到满足。我想我能依靠你的耐心。
“不，你没有。”
你微笑着蹲下，帮我把所有东西塞回文件夹，然后问起我女儿的情况——十五年前你和她是同学，我妻子曾让你搭过几次便车。于是我想起了你的名字，在明丽的天光下我看见你如同贝尔的双胞胎姐妹，暗暗地彼此仇视，一色的蓝外套、白帽子，在哪儿等着路易丝开车来接。一九七○年一月一日，贝尔和你恰好都满二十八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大学图书馆我的研习小单间里见了面，之后我每天都见你。我不想暗示说，《看，那些小丑！》不会暗示，在你的纯洁、神奇、骄傲和现实的耀眼光彩面前，我那些旧情人会立刻花容憔悴，羽毛暗淡。不过在这里“现实”是关键词；对现实的逐步认知，于我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当我步行出了家门来到第七棵白杨树下时，突然想到办公室里也许会有不少文件需要搬回来，便又折回去开车，然后却发现图书馆附近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我想把许多已逾期几个月甚至可能几年的书还回图书馆。结果，与系主任见面的时间过了一会儿我才到，他新来不久，也不是我的最佳读者。他有意看了看钟，说他马上要去另一个地方“开会”，多半是杜撰的。
当我脱光衣服，通过乳白色的光线，观看另一面更深远的镜子时，我看到了我用俄语创作的所有书籍，并为眼前的一切而满意甚至激动：《塔玛拉》，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九二五年）：一个女孩站在晨霭笼罩的果园中。一位棋圣在《兵吃后》中的背叛。《望月》，一部诗体小说。《投影描绘器》，柔顺的窗帘背后间谍嘲讽的眼神。一个毫无正义的国度里被斩首者的《红礼帽》。以及这一系列作品中最杰出的一部：年轻诗人为《挑战》而写下散文。
我是否想要几张贝尔的快照（其他快照）？贝尔喂金花鼠的？贝尔在学校舞会上的？（噢，我想起那场舞会了——她选了一个伤心的匈牙利胖男孩作舞伴，男孩的父亲是奎尔顿酒店的助理经理——我现在还能听见路易丝嗤之以鼻的声音！）
很久以前我就以操守之名摆脱了那张贝希斯坦书桌。取而代之的这一张小了很多，装满便笺、稿纸、公用信封、讲义影印本、一本原想送给同事的精装《奥尔加·雷普宁博士》（却因拼错他的名字而作废），以及一副我的助手（和继任者）沃尔德马·埃克斯库尔的厚手套。还有三盒回形针和半瓶威士忌。从书架上扫入垃圾箱或扫到地板上的有成堆的传阅函件、书刊选印本、一位难民生态学家关于某种鸟类，Ozimaya Sovka（“毁坏冬季作物的小猫头鹰”？）所致破坏的论文，以及装订整齐的流浪汉小说校样（我的小说校样送来时总是装订得像滑腻笨拙的长蛇），充斥着暴力和赌博，自以为是的出版商硬塞给我，希望这个幸运的混蛋会激赏一番。一叠事务函和那篇关于空间的论文则被我塞进一个破旧的大文件夹。别了，学问的巢穴！
一只黄色的蝴蝶停在苜蓿草尖端，不一会儿便随风飞走了。
我那些用俄语撰写的书已经完成、已经签名、已经塞回产生它们的大脑。每一本都逐渐被译成英语，或是我亲自动手，或是他人翻译而由我指导和修改。那些英语译文的定本以及重印的原版作品现在都将题献给你。这样很好。什么都定了。接下来的图景：
我的英语原版，由激进的《见到真相》（一九四○年）打头，经过变换视角的《埃斯梅拉达和她的帕兰德如斯》，直到风趣的《奥尔加·雷普宁博士》和梦幻的《海滨王国》。还有短篇小说集《逐出迈达》，一个遥远的岛屿；以及《阿迪斯》，我们相遇时正在续写的作品——那时候，路易丝的明信片（明信片！）潮水般涌来，她终于暗示要行动，我希望她主动采取的行动。
不过，在这次与子孙后代的面谈中，我可以表露某种为人不齿的小小兴趣。这件令人尴尬的蠢事不值一提，所以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现在不妨说一说。那是我们离开一家纽约酒店的前夜，大概是一九七○年三月十五日。你出去买东西了。（“我记得”——我努力回想当时的细节而没有说明原因，这时你说道——“我记得那天我买了一个蓝色拉链箱，非常漂亮”——你轻轻比划着纤细的双手——“后来根本没有用上。”）我站在我们舒适“套房”北端我的卧室里，背靠壁橱镜子，开始做最后的决定。不错，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但我是否配得上你——我是说，在肉体上、在精神上？我比你大四十三岁。爬满皱纹的年纪，两道深沟在我眉宇之间刻出一个峰尖。前额上三道水平皱纹，在过去三十年间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我的前额还算圆润、饱满、光滑，等待盛夏日晒来淡化两侧太阳穴上的黄褐斑。总之，一个需要拥抱和爱抚的额头。剃了平头后，狮鬃般的鬈发不见了，只剩下不长不短的灰褐色染发。我的宽边大眼镜使下眼睑垂下的老年赘肉更加明显。曾经迷人的绿褐色眼眸，如今已如同牡蛎。鼻子，带着历代俄国波雅尔、德国男爵，或许（假如炫耀其英国血统的斯塔罗夫伯爵果真是我的生父）至少是世袭贵族的遗传，一直保持着笔挺的鼻梁和耸立的鼻尖，却在鼻子前端生出一根可恶的灰白细毛，并在鼻子主人的记忆中越长越快。假牙并不比以前那口歪斜得可爱的真牙好多少，而且“似乎毫不理会我的微笑”（我曾这样告诉一位昂贵但迟钝的牙医，而他听不懂我的意思）。鼻翼两侧各有一道沟痕向下延伸，下巴的垂肉在脸部四分之三处形成平庸的弧度，为任何种族、阶层和职业的老年男人所共有。从列宁格勒回来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剃去了浓密的络腮胡和整齐的髭须，我怀疑这么做是否完全正确。不管怎么说，我以为自己这张脸能够通过，给它打了个C-。
巧合，在平常的虚构作品里就像是皮条客和纸牌骗子，但在不平常的回忆录作家记起的各种事实里，却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只有傻瓜才认为回忆者会略过某一件往事，是因为那件事太乏味或者太庸俗（比如，和系主任见面就属于此类场景，看看它被多么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我朝停车场走去，夹在胳膊下——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我的胳膊——鼓囊囊的文件夹绳子突然断了，里面的东西全都撒在石子路和草地边上。你正好沿着这条校园小路从图书馆那边走来，我们并排蹲下收拾文件。后来你说（zhalostno bylo）闻到我呼出的酒气感到很难受。那位大作家呼出的酒气。
听说我想辞职，他毫不掩饰地露出俗不可耐的喜悦表情，与其说让我吃惊，不如说是好笑。他甚至都没有听到我出于常规礼节而编造的种种理由（反复头痛、常感无聊、高效现代化录音设备、新作带来的可观收入，等等）。他的态度判若两人——这句套话对他再适合不过。他来回踱步，眉开眼笑。他猛然粗鲁地捉住我的手。某些挑剔、高贵的动物宁可让捕食者咬下一条腿，而绝不忍受可耻的接触。我走了，任凭系主任拖着一条大理石般的胳膊走来走去，就像抱着盛有奖杯的托盘，不知道该把它往哪儿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