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仔细了，”坎纳故意不理她的怪话，拈起一枚小镊子指着三角形的昆虫说道。“你只见到了背面——左Vorderflügel（前翼）下的白色和左Hinterflügel（后翼）下的黄色。我不会把翅膀打开，但我认为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在你看不到的正面，这个品种和它最近的亲属——小白蝶和曼氏白蝶，它们在这里很常见——一样，前翼都有独特的小斑点，雄蝶身上是黑色句点，雌蝶身上是黑色Doppelpunkt（冒号）。它亲属身上的标点出现在翅膀下方，而只有你眼前这个在我手心叠起来的品种，翅膀下方是空的——自然界的印刷变异！Ergo这是一种补充。”
突然从我们周围自然杂乱的环境中传来一声咆哮，仿佛充满怪异的狂喜。
艾丽斯立即向他描述了那只漂亮的绿色大家伙，坎纳却轻蔑地称之为“潘多拉”（至少我当时就是这样记下来的），再普通不过的南方Falter（蝴蝶）。“Aber（不过），”他举起一根食指，喝道，“如果你想见识真正的珍稀品种，在低奥地利以西从没有被发现过，那么我可以让你看看我刚刚抓到的。”
我年纪轻轻就经历过两次全身痉挛——身体闪电般错乱，每次发作我都像是陷入深不可测的水中，恐怖而黑暗。我记得十五岁那年和一个体格健壮的表哥在黄昏时游过一条狭窄但很深的河流。他渐渐把我甩远，于是我加紧用力，竟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极度兴奋，奇迹般地向前推进，梦想着架子上的梦想奖品——但是，当这种兴奋达到恶魔般的高潮，就立刻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痉挛所取代，首先击中我的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是肋骨和双臂。之后几年，我经常努力想让那些满腹学问、冷嘲热讽的大夫明白这类奇异、恐怖、分段发作的阵痛，它使我变成一条大虫，四肢因为接二连三的疼痛折磨而蜷缩。非常侥幸，恰好有一个陌生人就游在我身后，将我从纠缠盘绕的睡莲深渊中拖了出来。
“我想去泡一泡，”艾丽斯说道。
平卧着的蝴蝶突然抽动起一条腿。
我们继续向前走，现在是肩并肩了：马路穿过第一条环线大道（之后还有好几条）后就变宽了。那天和平时一样，对于我认识的一些植物的英文名字，我又和艾丽斯争论起来——岩生蔷薇和盛开的格丽塞尔达花，龙舌兰（agaves）（她称之为centuries），金雀花和大戟，桃金娘和杨梅。带斑点的蝴蝶飞来飞去，就像偶尔落在树叶上、稍纵即逝的太阳光点，有一次看见一只淡绿色的大家伙，身子下端带着一抹玫瑰色，在蓟头上停留了一会儿。我对蝴蝶一无所知，也确实不喜欢毛茸茸的夜行动物，甚至讨厌它们碰我：即便是最漂亮的蝴蝶也会让我恶心得浑身哆嗦，就像飘在空中的蜘蛛网或里维埃拉海滨浴室里的臭虫，那种银虱。
我沿着海岸缓缓来回漂游，不时伸出脚趾试探，看能否触到底部淤泥以及那些摸上去很恶心但总的说来并不危险的植物，突然我发现海面上起了变化。不很远处，一艘褐色摩托艇由一个小伙子（我认出是L.P.）驾驶着画出一道泡沫浮泛的弧线，停在艾丽斯身边。她将身子靠在明晃晃的船沿，他和她说了几句话，便似乎要将她拖上船去，但她猛然挣开，而他则大笑着疾驶而去。
艾丽斯看了一眼便告诉他这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纹白幼蝶。（她有一种理论，认为苍蝇之类的都会成长。）
她从沙滩包（由维多利亚庄园的门卫保管）里取出黄色泳帽，然后我们把浴巾等移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废弃码头上，游完泳她喜欢在那里晒干。
“天哪，”艾丽斯叫道，“真希望那不是坎纳剧团里的快乐逃犯。”（和钢琴家无关——至少，听上去如此。）
到达我们的海滨浴场属地，为了吸收阳光我只要脱掉衬衫、短裤和跑鞋就行了。艾丽斯抖落长裙，光着四肢，躺在我身边的浴巾上。我将那篇准备好的演说词默念了一遍。今天和钢琴家的狗在一起的是一位体态健美的老妇人，他的第四任妻子。两个笨蛋小子正将那位性感少女埋进发烫的沙堆。那位俄罗斯夫人在读一份流亡者报纸。她的丈夫正沉吟着眺望地平线。两个英国女人在炫目的海水中漂游。一个法国大家庭，看上去都是些微微晒红的白化病人，正在给一个橡皮海豚充气。
“不，它飞不走——只要一捏就够了，”坎纳安慰道，一边让蝴蝶滑回它那透明的地狱；然后以胜利的姿态挥一挥手臂和网兜向我们告别，继续往上攀登。
“残忍！”艾丽斯喊道。受他折磨的千百种小生命让她忧思百转，但几天后，艾弗带我们去听这家伙的音乐会（对格林伯格组曲《城堡》的演绎极富诗意），她哥哥一句轻蔑的评论让她感到些许安慰：“蝴蝶的事儿不过是吸引大众的噱头。”唉，同样是疯子，我知道得更清楚。
我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这条马路，我和艾丽斯到村庄广场后，再抄近路去戛尼斯和海边。她也时不时喜欢步行回家，她是那种娇小但很强健的女孩儿，会跨栏、打曲棍球、攀岩，然后再跳西迷舞跳到疯（“do bezúmnogo blédnogo chása”——引自我直接写给她的第一首诗）。她通常在窄小的泳衣外面罩一袭半透明的“印度式”长裙，而我紧随其后，感觉到那种孤独、那种安全、那种无所不包的梦境，在这兽性状态下有些趔趄难行。幸亏阻止我的并非这种不甚稳妥的孤独，而是出于道德考虑的决定，我决定在向她求爱之前坦白某个严重的问题。
这一切肯定持续了好几分钟，但假如这个长着鹰钩鼻子、身穿绞花毛衣的流氓多待上几秒钟，假如我的女友竟被这个新护花使者绑架，我就彻底完了；看到眼前的情景，某种男性本能压倒了自我保护意识，使我不知不觉中朝他们的方向游出好几码，然后当我直起身子换气时，发现脚下除了水一无所有。我转身向岸边游去——此时已有不祥之感，痉挛将至时莫可名状的怪异感觉将我攫住，并和重力达成了死亡契约。刹那间福祉降临，我的膝盖撞上了沙子，借着和缓的逆流，我四肢用力爬上了海滩。
“哎，还活着！”艾丽斯惊叫道。
这些不愉快的苍白回忆（人类的危险总显得苍白）所留下的阴影始终会在我和艾丽斯“泡一泡”、“玩玩水”（她用的另一个词）的时候出现。她知道我这个习惯，待在浅滩上会更舒服一些，她自己则以“爬行式”（在一九二○年代人们恐怕就是如此称呼那种伸出手臂划水的姿势）划出很远；但那天早上我险些做了一件大蠢事。
此时回想起的那一天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同时也附着了种种琐事，就像带着芒刺的种子，就像海底寄生物的硬壳，那一天我们发现一张扑蝶的网兜在开满野花的岩丛中移动，很快老坎纳露面了，巴拿马草帽在背心纽扣带上晃动，白发在红色额头飞动，而他整个人还在散发着狂喜，我们在一分钟前听到的无疑就是那狂喜的回声。
如果你从我们花园门前顺着柏油马路朝东眺望大约二百步之外的村庄，透过一片豹纹般斑驳的树荫，就能看见四四方方一座粉红色的小邮局，门前摆着绿色长凳，上方飘着旗帜，所有这些都带着彩色幻灯片一般凝滞的亮度，两侧各有一棵悬铃木，是路边两排整齐树列的最后两棵。
从悬崖边俯看，脚下的大海荡漾着一片粼粼波光，而且，由于距离和高度的缘故，层层涌起的泡沫线正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到来，因为我们知道它确信自己步伐雄壮，如我们所确信的那样，而此刻，看它那种节制、那种庄严……
他把网兜靠在一块岩石上（网兜随即倒地，被艾丽斯满怀崇敬地扶起），连连道谢（向普绪客？向撒旦？向艾丽斯？）声越来越低，从背包隔层里取出一个盖过邮戳的小信封，轻轻抖出一只翅膀折叠的蝴蝶捧在手掌上。
柏油路右侧（南面）是一条小沟，垂满荆棘，透过一棵棵斑驳的树干可以望见一畦畦薰衣草或紫花苜蓿，更远处，公墓的白色矮墙与我们这条马路平行伸展，那景象显得如此顺理成章。马路左侧（北面），透过同样的树干可以望见广阔的高地，一座葡萄园，遥远的农场，成片的松林，以及群山的轮廓。在这一侧倒数第二棵树干上，不知谁贴了一张不知所云的告示，又不知被谁撕去一半。
第二次是一年后，在西高加索海岸。我和十几个昔日好友一起在区长儿子的生日宴会上喝酒，到了半夜时分，一个活跃的年轻英国人艾伦·安多弗顿（他将在一九三九年前后成为我的第一个英国出版商！）建议去月下游泳。只要我不冒险在海里游得太远，那似乎还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海水很暖；我将生平第一套晚礼服铺在布满沙砾的海滩上，月光仁慈地洒在浆硬的衬衫上。我听见身边兴奋的喊声；记得艾伦连衣服都懒得脱，在波涛中耍弄一个香槟酒瓶；但很快乌云就吞没了一切，巨浪将我抛起，我立刻浑身不适，甚至分不清自己在往雅尔塔游还是往图阿普谢游。可怕的恐惧立即释放出我早已熟悉的痛苦，要不是巨浪将我猛然举起，恰好扔到自己的裤子旁边，我恐怕已经淹死在那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