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戈夫医生（一八六七年至一九四○年）四十岁时娶了基涅什马城伏尔加镇上的一位美人，基涅什马位于我家最浪漫的一处乡间别墅以南数英里，那儿的野山溪谷非常著名，如今成了碎石场或屠杀地，当时却是一片优美的低地花园。那位美人精心梳妆，说话时扭捏娇笑，名词和形容词说得过于深情，虽然俄语是公认地有许多小词，但也只是容忍婴儿或温柔的护士用湿润的嘴唇那样说名词和形容词［“这是，”布拉戈夫夫人说，“你的chaishko s molochishkom（茶加了一点点奶）”］。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饶舌、和蔼而乏味的女人，穿衣很有品位（她在时装店工作）。可以感觉到这个家里气氛紧张。安妮特显然是一个不好伺候的女儿。我在她家没待多久就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母亲跟她说话时的语调带着一丝谄媚和不安（notki podobostrastnoy paniki）。安妮特时常暗暗用蛇一般的眼神示意她母亲别再滔滔不绝了。当我告辞时，那位老姑娘还自以为是地恭维我道：“你说俄语带巴黎口音，而你的举止像英国人。”引得身后的安妮特低低喝了一声警告她。
她和父母同住在帕西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她带我去见他们。她父亲在十月革命前是名军医，短短的白发，修剪过的胡子，整齐的唇髭，长相酷似（无疑是迫不及待地想以全新印象去修补残破的过去）一九○七年冬天给我治疗“肺炎”的那位医生，此君态度和蔼但手指（及耳垂）冰冷。
就像许多失势或放弃旧业的俄国流亡者一样，很难说清布拉戈夫医生的收入来源。他似乎靠两种方式捱过阴郁的晚年：要么是一本接一本地读厚杂志（一八三○年至一九○○年或一八五○年至一九一○年），都是安妮特从奥克斯曼图书馆借来的；要么是坐在桌边，用烟丝注入器不时喀哒一声填充半透明的盒装香烟，他每天吸烟不超过三十支，以避免夜间出现介脉。他实际上根本不和人交谈，也无法准确复述任何他在破损的“俄国古代史”巨著中读到的不计其数的野史掌故——难怪安妮特总是记不住她为我打的诗歌、散文、故事和小说（我知道这样埋怨是喋喋不休，但我的确耿耿于怀——这个词引自麦地那龙线虫，一种“婴儿龙”）。我见过几位绅士至今还穿假衬衫和橡皮靴，他就是其中之一。
我抱怨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正朝荒唐、过时的方向转变。她想了想，答应说一旦我们“正式订婚”，就可以进入一个更现代的时期。我向她保证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迎接这个时期的到来。
他问我——我记得的唯一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印出我那个悠久姓氏前的贵族头衔。我回答道我颇为自负，认为差劲的读者天生就能看出作者的出身，但也希望优秀的读者对书更感兴趣，而不是作者的血统。布拉戈夫医生是个愚蠢的老家伙，他那截可拆卸的衬衫袖口本可以洗得更干净些；但是今天，当我满怀悲痛地回忆过去，却很怀念他：他不仅是我那可怜的安妮特的父亲，而且是我那可爱、或许更为不幸的女儿的外祖父。
第二天我们进步了些，还把滋味寡淡的香槟喝完了；但我始终无法真正驯服她。记得在意大利湖畔宾馆里最美好的那些夜晚，她会突然故作正经，将一切都毁了。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不曾龌龊或愚蠢到忽略她讨厌的假正经和难得的激情时刻之间的微妙区别，她激情洋溢的时候，会流露出孩子般专注的神情，那是庄严的愉悦，而她轻柔的呻吟恰好抵达我不应拥有的意识的边缘。
我并不介意回忆这失败的第一次幽会。我费了很多时间才使她接受今天正是吉日，而她又竭力坚持衣服最终能脱到什么程度，她那尊贵如维纳斯、圣母马利亚以及我们行政区长的玉体究竟哪些部位允许被触碰，待我终于将她置于合适的姿势，却已经成了一个难尽人事的废物。我们赤身裸体躺在床上，轻柔相拥。忽然她微启红唇贴住我的嘴，第一次主动吻我。我重获精力。我急于占有她。她大叫我好恶心竟弄疼了她，并使劲扭动身体，驱逐我那沾染鲜血、猛烈抽动的玩意儿。当我握着她的手指扣住它作为临时替代时，她迅速将手抽回，骂我是不要脸的色鬼（gryaznyy razvratnik）。我不得不自己演示那不堪的行为，她看着，露出惊奇而哀伤的神色。
当天晚上我就写信给她父亲说，我和她已经决定结婚；第二天下午她来工作的时候，我穿着摩洛哥羊皮拖鞋和真丝睡袍迎接她。今天过节——植物节——我说，脸上挂着异乎寻常的微笑，指了指康乃馨、甘菊、秋牡丹、水仙花和长着金黄穗子的麦仙翁，这些花草装点房间，为我们庆贺。她迅速扫了一眼屋里的花草、香槟以及鱼子酱吐司，哼了一声转身就逃；我一把抓住她推回房间，锁上门，钥匙揣进口袋。
由于需要完成的打字工作量，以及她速度之慢、质量之差，她要我答应工作时不要用俄国人所谓“牛犊式拥抱”去干扰她。工作之余她也只允许我克制的亲吻和轻轻的拥抱：她说我们第一次拥抱很“粗暴”（之后她很快了解到某些男性隐秘）。在被爱抚的自然过程中，柔弱感和无助感将她淹没，但她竭力掩饰着，在我的怀抱里悸动，然后清教徒一般皱紧双眉，把我推开。有一次，她的手背不经意间碰到我裤子绷紧的前侧；她冷冷地用法语说了声“对不起”，而当我说我希望她没有伤着自己时，她立刻面露愠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