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雷希特酒品商店。离这儿大概三百码……”
像绒毛，飞过
旧情人的毛皮
“真浪漫，”金太太说道，“请继续，瓦季姆。”
一根条纹围巾（那是我的）
“沿大学图书馆一侧，走三百步。现在我朋友的问题来了。他能够想象自己走到那里，也能够想象走回来，但就是不能想象向后转，将‘那里’变成‘回来’。”
大家都笑起来，那两个光着腿的蒂罗尔女孩绕着桌子互相追逐，跳过我的膝盖便又不见了。
女主人介绍我——伴着喜悦而有节制的迎宾号角——认识的第一位人物是路易丝在德文郡时同住的“英国”表姐摩尔根女士，“我们前任大使的千金，牛津大学中古史专家的遗孀”——稍纵即逝的屏幕上模糊的身影。她是一个五十五六岁的丑婆子，耳朵相当背，绝对的疯疯癫癫，发型滑稽，穿着邋遢，她和她的肚子兴致勃勃地向我靠近，使我几乎没时间避开这善意的攻击，挤进“书籍和酒瓶之间”——可怜的杰里曾如此形容学术酒会。然后我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优雅世界，俯身亲吻路易丝娴熟伸出的冰凉小手。我亲爱的老奥迪斯以一种古罗马式的赞誉迎接我，他以这种方式表达至高无上的精神契合和彼此尊重。约翰·金，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学校走廊上见过他，此时高举双臂欢迎我，仿佛我们上次闲谈过后的五十个小时已被神奇地扩展成半个世纪。宽敞的客厅里只有我们六个人，如果不算那两个身穿蒂罗尔人服装的女孩彩塑，她们为何在场，是何种身份，甚至她们的存在本身直到今天仍是一个熟悉的谜——熟悉，因为石膏上曲曲折折的裂缝正是监狱或宫殿的典型特征，而我经常被一再发作的精神错乱乐滋滋地带进这种监狱或宫殿，每当我不得不精神集中、头脑清晰地发表一段艰难而至关重要的宣言——正如我现在所要做的。我刚才说过，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六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两个小幽灵），但是透过半透明的墙壁我不安地辨认出——不用看！——一排排一列列朦朦胧胧的观众，脑海中浮现出一块标志牌，上面用疯子的语言写着“仅有站位”。
说到，啊，过去那几夜，
“我将称这位好友为特威道尔先生，我们将研究他的案例，如果你们中有人记得我那本《逐出迈达》里的同名小说，就会注意到这个名字的言外之意。”
直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学年之初，贝尔快十三岁的时候，我仍然快乐无比，丝毫没有察觉在我和女儿的关系上存在任何差错或危险、荒唐或愚昧。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疏忽——饱含柔情的几滴热泪，咳嗽所掩藏的一声喘息，诸如此类——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再清白不过。然而，无论我作为文学教授具有怎样的素质，今天回视那段甜蜜恣意的往昔时光，却只看到自己的无能、鲁莽和纵容。
“得打个电话回罗马，”路易丝低声对金太太说着，便起身准备离座，但我乞求她听我讲完。她只好听从，但警告说我那番长篇大论她一个字也没听懂。
（金教授夫妇和奥迪斯三人举起三只手，沾沾自喜地交换一下眼色。）
旧雨衣，假貂皮，
你应该舞蹈，
（是兔子而不是龟鳍），
我开始说话，语气高亢、清晰而傲慢（这是艾弗在戛尼斯海滩上传授给我的），任教奎恩的最初几年，每当开始一个难以控制的研讨班，我就用这种语气注入对太阳神的畏惧：“我准备讨论的奇特案例就是我的一位好友，我将称他为……”
这样的提问之后照例有片刻停顿，接着约翰·金开口说道：“我建议你那位特威特先生永远别再提起那一派胡言乱语。这一派胡言很引人入胜，很多姿多彩，但也是有害无益。你说呢，简？”
“脑子，我朋友的脑子，糊涂了，如我所说，由于机械变化的恼人压力，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从一个该死的小妖精到另一个——我是说我正在失去故事的线索，思想的拉链卡住了，这真是荒唐……”
在枝形吊灯下面，亲爱的，
没等我再次拥住她苗条的身体，她早已无影无踪了。洒满繁星的天空，通常令人恐怖，现在却隐隐约约让我觉得好笑：它和那些朦胧素淡的秋日花卉一道，跟路易丝属于同一期《女人自己的世界》。我对准紫菀花咝咝小便，抬头望着贝尔房间的窗户，方方正正的c2。和e1一样灯火通明，那间蛋白石房间。我回到那里，欣慰地发现已经有人体贴地将桌子清理整齐，就是在这张乳白色镶边的圆桌边，我讲授了最成功的第一课。我听见贝尔从楼梯口呼唤我，便抓起一把椒盐杏仁上楼去了。
我又一次被打断，这次是路易丝（其实我这些话都是说给她一个人听的）。她转过头告诉奥迪斯说，她目测距离的时候从来不会用码，除非是用一张床或一个阳台的长度来分割这段距离。
我的主人的大床
“会有多少四只脚的批评家，”她站在黑漆漆的花园里，温柔地沉吟片刻后问道，“指责你愚弄读者，如果你发表那些有趣的感受。三个，十个，还是一群？”
《奥涅金》的第一章，
十月二日，天气热得异常，之后整整一周都是如此。那天下午金太太打来电话，一边说一边神秘地轻笑，邀请我参加一个“即兴晚会，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大约晚上九点，等你安顿好你可爱的女儿”。我答应去，因为金太太特别友好，是这个校园里最善良的人。
“哈，没错。”
“想一想吧，路易丝。”
“此人正当盛年，在考虑第三次婚姻。他深爱一位年轻女士。然而，在求婚之前，他要诚实地坦白自己正受到某种疾病的折磨。我希望他们每次经过时别再摇晃我的椅子了。‘疾病’这个词也许过重。那就让我们这么说吧：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机能存在某些缺陷。他告诉我我的这种疾病本身是无害的，但很令人痛苦也很不寻常，而且可能预示着某种更严重、随时会发作的精神疾病。就是这样。每当此人躺在床上想象一段熟悉的街道，比如，右边的人行道，从图书馆到……”
“总之，”他说道（一声清清楚楚的“喔哟”，由残忍的路易丝发出），“我们这位病人的麻烦并非是某种身体行为，而是对于活动的想象。他在头脑中所能做的就是彻底略去旋转动作，从一个视觉平面变成另一个视觉平面，就像幻灯机里的画面变化，于是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所面对的那个方向，或者说从未有过所谓的‘反向’。有人愿意发表看法吗？”
我能听见你，亲爱的，
“我父亲，”金太太接口说道，“是植物学教授，他有一种相当可爱的怪癖：他能记住历史事件的日期和电话号码——比如我们家的号码是9743——但那个数字必须包含素数。比如我们家的号码他只能记住两个数字，第二个和最后一个，这样的组合完全没用；另外两个数字就像黑窟窿，像掉了的门牙。”
我们的主人再次故意重演了失踪的一幕。奥迪斯摊开手掌盖住空酒杯。我虽已烂醉如泥，但仍希望自己的杯子重新斟满，可它却被绕开了。圆形房间的墙壁又开始多少有些半透明起来，上帝保佑它们，而那两个白云石小妞儿已经不在了。
堆满你客人的外套，
荒唐而且让人为难。那两个大腿冰凉、脖子僵硬的小女孩此刻正吵吵闹闹地辩论该由谁坐在我的左膝，因为那儿有蜂蜜，她们都想坐上“左膝”，互相推搡着，尖起嗓子嚷着蒂罗尔语，而菲伊表姐则凑到我跟前，带着阴森的语调说道：“Elles vous aiment tant！”最后我顺手捏了一把靠我最近的一个屁股，她们尖叫着又开始绕着桌子跑起来，就像游乐园里永不停歇的小火车，从荆棘丛中疾驶而过。
“噢，那不错，”奥迪斯嚷道，兴奋异常。
是啊，无数冬日，
“酒品商店，”金插嘴道，好一个无情的笑话。
“有一阵子我很想当芭蕾舞演员，”路易丝说道，“还是勃朗的小宠儿，那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想象自己在排练，想象旋转对我来说毫无困难。只要多加练习就行，瓦季姆。如果你想看见自己走回图书馆，那为什么不在床上翻个身呢？我们得走了，菲伊，已经过午夜了。”
装饰背景的喷泉和白杨。
就在楼下的晚会上，
奥迪斯瞥了一眼手表，发出一声时间老人肯定不愿听到的惊呼，又感谢我和他共度了一个精彩的夜晚。摩尔根夫人噘起嘴唇，悄悄做出“厕所”的口型，好像在模仿大象的粉红色鼻孔，浑身绿莹莹的金太太立即飘然起身，带她往那儿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圆桌前，终于我挣扎着站起来，一口喝干路易丝杯子里剩下的代基里酒，在走廊里赶上了她。
“把你想象绕弯的那个部分再重复一遍，”金说道，“谁也没听懂。”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微微颤抖着融入我的怀抱。
我那天头痛得厉害，心想夜里空气凉爽，步行两英里对我有好处。空间和空间转换对我来说复杂透顶，我根本记不得究竟是步行还是开车，或者只是一个人在我们家二楼的露天走廊里走来走去，还是其他什么。
“也看到，”我接过接力棒，继续说下去，“这一点，根据转身速度的差异，栅栏和雨篷以你为圆心所作的转动，要么如旋转木马般重重一晃，要么（向奥迪斯致意）如条纹围巾般（奥迪斯微微一笑，承认这确是奥迪斯风格）轻轻一甩落在肩头。但是当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仅仅在头脑中以上述方式演练或者说重现转身的过程，难以想象的并非是旋转的动作——而是旋转的结果，景观回复，方向改变，只有这才是一个人竭力想象而不得的。酒品商店并没有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简单而顺利地转到相反方向，可怜的特威道尔糊涂了……”
其他人都要比我敏锐。第一个批评我的人恰恰是诺特伯克夫人，一个又黑又壮的女人，老是穿一身女权味十足的斜纹呢，她非但没有阻止自己的女儿玛里昂——一个堕落粗野的性感女孩——去窥探某个校友的家庭生活，反而煞有介事地教训我该怎样培养贝尔，还竭力建议我雇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教师（最好是德国人）来全天候地照管她。第二个批评我的人——比诺特伯克夫人更圆滑也更通情达理——是我的秘书迈尔娜·索洛维，她抱怨说总是收不到我邮箱里的文学杂志和剪报——因为它们被一位如饥似渴而毫不讲理的小读者拦截了——然后她又温和地补充说，奎恩中学——在我的窘境中，它是常识的最后避难所——既为贝尔的才智及其对“普鲁斯特和普雷沃”的熟悉程度而震惊，也为她的缺乏教养而震惊。身材娇小的校长洛小姐找我谈话，她提到“寄宿设施”，听上去就像是木笼监狱，还有更为悲惨的“暑期培训”（“树林里的小鸟啁啾和柳枝颤动，洛小姐——是树林”！）以取代“艺术家（‘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教授’）家庭的古怪行为”。她对这位焦虑并吃吃傻笑的艺术家指出，应将小女孩看作我们社会的潜在成员而不是精致的宠物。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始终难以摆脱一种感觉：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我在另一个存在中曾经做过或即将做到，连同其他一连串的梦境。
我已经看到它正在逼近，但还是希望自己有机会把话说完。可是不行了。金教授缓慢无声地起身离座，他那刚硬的络腮胡子和拱起的脊背仿佛灰色的雄猫。他两只手各托着一个酒杯，踮起脚尖走向金光熠熠、挤满客人的餐具柜。我双手猛地拍打桌沿，惊得摩尔根太太跳起来（她不是在打盹儿就是在几分钟之内苍老许多），也使老金停下脚步；他悄悄转过身来，机器人一般（仿佛在表演我的故事），又悄悄返回座位，手里托着空空如也的阿拉伯式酒杯。
摩尔根太太放下手中的威士忌酒杯，亲密地挨近我说：“你知道我曾在伦敦见过小艾丽斯·布莱克，我想，是在一九一九年前后。她父亲和我父亲——他是大使——是工作上的朋友。那时候我是个爱幻想的美国女孩。她是个大美人而且见多识广。后来听说她离开伦敦嫁给一位俄国王子，我记得当时这消息真叫我大吃一惊！”
“我要带你去看一位很神的精神分析师。”
“噢。而且我还想嫁给你。是的，当然，你这傻瓜。”
我说那根本不是一回事。我朋友的痛苦还会导致恶心、晕眩和间隙性头痛。
“菲伊，”路易丝坐在十二点那儿向四点钟叫道，“菲伊！王子殿下正在发表敕令呢。”
“这就是你能给的建议？”
在歌剧院的走廊，
“我听懂了，”奥迪斯说道，“我们假设酒品商店恰好关门了，特威道尔先生——他也是我的朋友——只得转身返回图书馆。在现实生活中，他能够毫无阻碍或间断地完成这个动作，简单而不经过意识，就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就连艺术家的挑剔眼光也看到——A toi，瓦季姆。”
像谄媚者匍匐的那张床
我仍然无法理清思路，而奥迪斯前来解围。
“那可不是‘感受’，它们也并不‘有趣’。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假如我发疯了，那一定是因为我在和空间观念周旋。‘翻身’只是自欺欺人，也毫无帮助。”
现在我们坐在一张钟面圆桌边（实际上和我家里蛋白石房间里大钢琴西面的那张圆桌没有什么区别），路易丝坐在十二点钟的位置，金教授坐在两点钟那儿，摩尔根太太坐在四点钟那儿，身穿绿绸衣服的金太太坐在八点钟那儿，奥迪斯坐在十点钟，我大概坐在六点钟，或是六点过一分，因为并没有正对着路易丝，或许是她把椅子往奥迪斯那儿挪了六十秒，尽管她曾经按着《社交纪录》以及《名人录》向我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向她献过殷勤，虽然他发表在《手工匠》上的一首精致的小诗有所暗示。
那面全身镜，曾见过兰德奥弗的神女们在短暂的褐色辉煌中搔首弄姿，现在则为我照出自己的形象，一个五十五岁、健壮的未来运动员正在操练瘦腰扩胸的“奇技”（“将西方机械技术和密特拉神魔力融为一体”）。一个美好的形象。有一封旧电报（夹在一本《手工匠》里，这本文学评论杂志是贝尔从走廊桌子上偷来的），是伦敦一家周日版报纸发给我的，询问我对一些谣言——我已略有耳闻——的看法，那谣言大概是说在我们美国小兄弟所谓“全球最有声望奖”的角逐中我跻身主要候选人。这或许也会引起我眼中那些热衷成名的人的注意。最后我得知，就在一九五五年假期中可怜的老杰里·亚当森在伦敦连遭数次中风，这位伟大人物一命呜呼，而路易丝自由了。实际上是太自由了。我现在给她写了一封加急信，要她立即返回奎恩，认真商量一件关涉我们两人的要紧事。这封信在欧洲大陆可笑地周游了四个时尚之地之后才到达她的手中。她说十月一日就在纽约发给我一封电报，可我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
在人来人往的房子里
沮丧气氛正隐隐围绕（用老套的措辞来说这种老套的局面）着我这爱隐喻的脑袋，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简单聪明的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和困境。
“是啊，我知道，但我父亲的怪癖也有负面影响。倒不是他记不住，比如说，他在波士顿的住宅门牌号是68，他每天都会看到，而是他拿那个数字根本没办法；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他在头脑深处辨认出的不是68，而是一个无底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