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后期巴黎涌动流亡艺术风潮，无论某些不够诚实的批评家如何论及我，我都是处于艺术顶峰，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是矫情和愚蠢。在公众朗读会的大厅里，在著名咖啡馆的密室里，在私人文学聚会上，我自得其乐地向那些沉静而有格调的伙伴们指出各色各样的炼狱恶鬼，流氓和恶棍，乐善好施的庸才，团体主义者，癫狂的精神导师，虔诚的鸡奸犯，可爱疯狂的女同性恋者，满头华发的老现实主义者，才华横溢、目不识丁、直觉敏锐的新批评家（亚当·阿特洛波维奇是其中令人难忘的领袖）。
当夏天将尽，《挑战》的下一章即将完成，布拉戈夫医生和他的太太显然期望举行一场正式的希腊正教婚礼——仪式上点起小蜡烛，披金着纱，配有大祭司、小祭司以及双唱诗班。当我说想取消所有哑剧似的夸张仪式，而仅在巴黎、伦敦、加来或海峡群岛的市政府登记结婚，我不知道安妮特是否会震惊；但她肯定不会在乎她父母的震惊。布拉戈夫医生寄来一封措辞生硬的信要求面谈（“王子！安娜告诉我们说你更愿意——”）；我们安排了一次通话：布拉戈夫医生占用两分钟（包括不时停顿，以辨认那让药剂师绝望的字迹），他夫人占用五分钟，东拉西扯了一番之后恳求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我拒绝了，而又有一位中介人来怂恿我，好心的老斯捷潘诺夫一向观念开放，这次竟出人意料地从英格兰某地（博格一家现在住在那里）打电话来敦促我坚守美好的基督教传统。我转换话题，请他回巴黎后为我安排一次美好的文学晚会。
她喜欢公园里久久漫步，身边是静穆的山毛榉林和朝气蓬勃的婴儿；她喜欢出入咖啡馆、时装展示会、网球赛场，到室内赛车场看自行车比赛，特别热爱电影。我很快意识到小小的消遣会使她有心情做爱——在巴黎的最后四年，我的性欲非常强烈，丝毫不能忍受她任性的拒绝。不过，我也不赞成过量的体育活动——网球嗵嗵嗵有节奏的来来回回，或者赛车手弓起背蹬着毛茸茸的大腿。
我怀着一种学术的愉悦（如在探索对照阅读一般）注意到有三四个人对她热切关注，尊敬有加，他们总是一身黑衣，是俄罗斯文人们的祖师爷（我对他们无比崇敬，不仅因为他们高尚的艺术是我盛年时期的迷恋对象，更因为布尔什维克驱逐他们的作品代表着列宁和斯大林政权的最大败象，绝对而不朽的败象）。围住她献殷勤的也大有人在（也许潜意识里强烈希望我纾尊降贵地赞美这些肮脏者的纯洁之语），是某些年轻作家，被他们的造物主塑造成双面人：其人格中既有可卑鄙堕落或疯癫的一面，也有天赋熠熠的一面。总之，她在流亡者文学的美好世界中出现，令人捧腹地再现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情景：N公主冷冷穿过舞厅里阿谀奉承的人群。
此时，欢乐之神纷纷带着礼物前来。三个意外收获同时落到我头上作为庆贺：出版商预付二百几尼买下《红礼帽》英文版权；纽约詹姆斯·洛奇公司愿意为《投影描绘器》出更漂亮的价格（当时人的美感很容易得到满足）；艾弗·布莱克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洛杉矶准备签下我的一个短篇改编电影。我现在必须为完成《挑战》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要比撰写该书第一部分时更舒适；另外在完成之后，或者撰写最后一章的同时，我还得校阅，不用说是大幅修改《红礼帽》英文译文，译文出自伦敦某位不知名的女士之手。（她已经提出不祥的建议：“某些段落，不尽合理，表达太繁复或太隐晦，考虑到冷静的英国读者，应该将语气缓和，或者干脆删除。”我大发雷霆，加以阻止。）我还必须出差去一趟美国。
“啊哈！那能说明很多问题，”巴锡列夫斯基阴郁而心满意足地大声宣布。
她对巴锡列夫斯基表现出的忍耐（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而只对他的荒唐名声略有耳闻）本来会令我不悦，要不是我突然意识到她对他的同情实则重复了我自己初识这个伪君子的友好态度。我躲在一根陶立克柱后听到他在问天真优雅的安妮特，她是否知道我为何如此憎恨高尔基（他对高尔基崇拜得五体投地）。是否因为我憎恨无产者能享有世界声誉？我是否果真读过这位伟大作家的任何作品？安妮特面露困惑，但很快稚气迷人的笑容洋溢在她脸上，她想起了《母亲》，我曾经批评过这部毫无新意的苏维埃电影，于是她答道：“因为那些人脸上的泪珠太大，滚落得太慢。”
安妮特的父母一直在关注上述事态进展，出于某种古怪的心理原因，他们现在催促她尽快举行婚礼，无论是以世俗的还是异教徒（grazhdanskiy ili basurmanskiy）的形式，一刻也不要耽搁。那场三色小闹剧一结束，我和安妮特就遵循俄国传统，旅行两个月，从一家宾馆到另一家宾馆，一直到达威尼斯和拉韦纳，我在那里想起拜伦并翻译缪塞的作品。回到巴黎后，我们在迷人的格瓦拉大街（用很久以前一位安达卢西亚剧作家的名字命名）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步行两分钟就能到森林。我们通常在附近的小瘸鬼饭店吃中饭，那儿虽不起眼但味道很好，晚饭则回到家里的小厨房吃冻肉盘。我一直希望安妮特成为多才多艺的厨师，后来她确实大有长进，那是在生活艰辛的美国。在格瓦拉大街，她最了不起的成就莫过于煮鸡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煮的，但她的确能避免外壳的致命破裂，而当我接手时，鸡蛋却会在沸水中细胞质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