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见面的容克尔教授，是夫妻拍档。迄今为止两人合作行医已有三十年，每逢周日，夫妻俩在海滩上某个偏僻因而相当污秽的角落里互作分析。病人都认定他们每到周一就特别警惕，而我却没有之前以为的那样警惕，在酒吧里喝了个酩酊大醉，才赶到容克尔夫妇和其他医生居住的那个鄙陋的小地方。那地方的前门看上去还像样，四周都是花卉水果市场，可你再瞧瞧后门。开门迎接我的是那位女主人，又矮又胖又老，穿着长裤，这在一九二二年算得上大胆时髦了。这一主旋律在厕所（我得在里面装满一个小得可笑的药水瓶，那点容量对医生来说足够了，对我却不行）窗外继续，轻风拂过一条巷子，那巷子窄得勉强够三条长衬裤接连跳跨出三步。我对此发表了一番意见，还评论了诊室里的一扇彩色玻璃窗，窗上画着一位淡紫色女郎，和艾丽斯别墅楼梯上的那位简直一模一样。容克尔太太问我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我环顾周围谨慎答道，我不知道她能提供什么。她没有笑。就诊并不成功。在诊断颚神经痛之前，她要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去看看牙医。就在街对面，她说。我记得她当时就打电话为我预约，却记不清是当天下午就去了还是等第二天才去的。牙医名叫莫尔纳（Molnar），其中那个n就像洞窟中的一颗沙砾；大约四十年后我在《海滨王国》中用到了他。
一个女孩——我以为是牙医的助手（但她的衣着打扮似乎太休闲了）——正跷着腿坐在走廊里打电话，挥了挥手指间的香烟，向我指指一扇门，根本没有放下电话。我走进一间沉闷寂静的房间。好位子都被占了。一个杂乱不堪的书架上方挂着一幅毫无新意的巨幅油画，高山湍流，一棵倒下的松树横亘其上。书架上的几本杂志已经在此前的诊疗时间里漫游到一张椭圆形桌子上，桌子上原本也堆了不少小东西，其中有一个空花瓶，一个手表大小的游戏盘。那是一个极小的圆形迷宫，装着五颗银豌豆，必须灵巧地转动手腕把豆子引入耳轮中心。是为候诊的孩子准备的。
病情最糟糕时是这样的：入睡后一小时左右（通常在深更半夜并借陈年蜂蜜酒或察吐士酒的小小协助）我会醒来进入暂时的疯狂状态。视线所及的某处暗淡光线会引发脑部剧痛，而无论好心的仆人如何周到，也无论我如何小心翼翼地亲自遮严窗帘和落地百叶窗，总会留下该死的缝隙，使人为的灯光或自然的月光透入，当我从一场令人窒息的噩梦中惊醒，喘息着抬起头来，再微弱的光粒子也足以成为莫可名状的危险信号。光点穿过朦胧的缝隙，那意味深长的黑暗间隙尤其令人恐惧。光点的闪烁频率也许对应着我急速的心跳，或者从光学而言，与湿润睫毛的眨动有关，但其中的原理无关紧要；它之所以令人恐惧，乃是因为我于无助的痛苦中认识到竟如此愚蠢地未曾预见到这件事，而这件事注定会发生，它表现出一个预言式的问题，这问题必须解决，以免我一命呜呼，这问题本应已经解决，如果我事先考虑过，如果我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不是这样沉睡不醒、反应迟钝。这问题本身与算数有关：光点之间的关系必须测定，或者就我的现状而言，必须猜出来，因为我反应迟钝无法数清楚，更不用说要回想那个确切数字究竟是多少了。错误意味着立遭报应——被巨人甚或更凶恶的魔鬼砍去脑袋；相反，正确的猜想则能让我躲进魅惑之乡，要到达那里就必须挣扎出谜题的荆棘，越过深深的裂缝，那里的风景如田园般虚空抽象，雕刻着意蕴丰富的蔓叶图案——一条小溪（brook），一处丛林（bosquet）——那些形状诡异的大写字母，比如哥特体的B，在陈年旧书中开启每一个章节，让孩子一看见就心惊胆战。但是当我身处迟钝与恐惧之中，又怎能悟到解决方法竟如此简单，又怎能悟到小溪、树枝（boughs）以及远方之美（beauty of the beyond），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神（Being）的首字母开始的呢？
突然房间另一头的门砰的被推开，一阵笑声传出，牙医走进来，满面红光，系着领结，一身不太合适却喜气洋洋的灰套装，佩着相当时髦的黑色臂章。然后是握手和祝贺。我开口提起预约的事，却被一位高贵的老妇人——我认出正是容克尔夫人——打断，说是她搞错了。与此同时，米兰达，也就是我刚刚见到的牙医女儿，将她舅舅手上的长枝康乃馨插进桌上一个插满花的花瓶，而桌子竟也奇迹般地铺上了桌布。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侍女把巨大的蛋糕端上桌子，夕阳红色的蛋糕上用奶油写着“50”的字样。“想得真周到！”鳏夫高声叫道。茶水送上，一些人团团坐着，一些人站着，手里都握着杯子。我听见艾丽斯在我耳边热情地警告说这是加了香料的苹果汁，不是酒，于是我举起的双手从托盘前缩回来，托盘子的是米兰达的未婚夫，我曾看见此人抽空核对嫁妆的一些细节。“我们没有想到你会来”，艾丽斯不小心说漏了嘴，因为这种partie de plaisir我是不可能受邀出席的（“他们具有牢固而崇高的地位”）。不，我认为这里所列举的关于医生和牙医的模糊印象肯定大多被看作酒后午睡中的梦境。这一切已经在记录中得到证实。浏览随身日记中的最早记录，电话号码和人名从那些或真实或多少有些虚构的事件中推搡着挤出来，我发现梦境和其他扭曲“现实”的叙述都是用一种向左倾斜的特殊字体记录下来的——至少在早期日记中如此，而后来我不再遵照普遍采用的区别方法。在我进入剑桥之前，很多资料都显示了这类笔迹（但那个士兵确实倒在了国王的亡命之路上）。
当然有的晚上理智会立即恢复，我重新拉好窗帘并很快入睡。但更多时候，更重要的时候，我感觉很坏，还会经受那贵人式的幻觉，不得不花上几小时才能彻底消除那种视觉痉挛，有时候就连日光都难以战胜它。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天晚上总是无一例外地可怕，第二天就极为忧郁。我深受神经痛的折磨，我终日紧张不安，头上生出脓疱，脸上胡子拉碴，我不愿意陪布莱克兄妹去参加一个海滨聚会，尽管我本人也得到了，或者是据说也得到了邀请。实际上，在艾丽斯别墅最初几天的经历，在我的日记里被严重歪曲，在我的脑海里模糊不清，因此我实在不敢肯定艾弗和艾丽斯是否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才不见踪影的。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非常周到地为我预约了一位戛尼斯的医生。这次见面是一次极佳机会，以当地的有识之士来检验我那位伦敦的有识之士是何等无能。
我的神经衰弱有一个常见症状，虽不是最严重，却是每次发作后最难恢复的，属于伦敦专家穆迪首次命名的“数字幻觉”综合征。他将我的病情收入了他最近再版的选集里。他的叙述充斥着可笑的胡说八道。“幻觉”一词毫无意义。“俄国贵族N先生”绝没有任何“衰退迹象”。他向这位愚昧的名人求诊时也不是“三十二”岁而是“二十二”岁。更糟糕的是，穆迪把我和一个所谓的V. S.先生混为一谈，在上述论文中，此君与其说充当了我的“幻觉”描述的附录，还不如说他的感觉入侵了我的感觉，两者从头到尾都被搅在一起了。该病的症状的确很难清楚描述，但比起穆迪教授以及与我同病相怜的那位又俗气又啰嗦的人物来，我自认为能够做得更出色。
没看见医生。角落里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胖子，腿上搁着一束康乃馨。一张棕色的沙发上坐着两个老太太——互不相识，因为她们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离她们稍远有一条铺着软垫的长凳，坐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也许是个小说家，手里握着一本小记录册，不时用铅笔逐条写着什么——大概是在描述他双眼溜到的各种东西——天花板、墙纸、油画以及窗边那个男人的毛茸茸的颈背，此人正背着手站着，目光越过随风招展的内衣，越过容克尔夫妇家厕所的淡紫色玻璃窗，越过屋顶和山丘，百无聊赖地落向远处的群山，我则百无聊赖地暗想，也许那棵枯松还在山里，横亘在画中的流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