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段小插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总是瞪大双眼，如同某个走到走廊书桌前的记者所想象的那样，“目光呆滞、傲慢而恍惚”。但我非常怀疑能否眨眼——没有润滑油，视觉引擎很难发动。然而当我顺着虚幻的运河和仙境滑行，当我在另一块大陆上方滑行，我确实不时透过眼睑下的幻景瞥见一只手的阴影或某件器具的闪光。至于我的听觉，它仍是一个顽固的幻想世界。我听见陌生人嗡嗡的说话声，他们在谈论我写的或以为是我写的所有作品，他们提到的一切，书名、人名，喊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因恶魔学者的神志失常而遭到荒谬的歪曲。路易丝讲了一个拿手故事来取悦大家——我称之为“沽名钓誉的故事”，因为看上去它们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点——比如，在聚会上作交换——但其真正用意却是引出她某位出生高贵的“老朋友”，或是某位政坛明星，或是政坛明星的表弟。精彩的研讨会上宣读了精深的论文。在幸运的一七九八年，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加夫里拉·彼得洛维奇·卡米涅夫模仿《伊戈尔远征记》创作了一首英雄史诗，人们听见他在暗自轻笑。在阿比西尼亚某地，酩酊大醉的兰波正向一个满脸惊讶的俄国游客背诵诗作《喝醉的有轨电车》（... En blouse rouge, à face en pis de vache, le bourreau me trancha la tête aussi...）。不然我就会听到窘迫的背诵者在我记忆的口袋里发出不满的嘘声，告知时间、节奏、韵律，谁能想到我还会再听见这些？
关于那些“触感对称”（对此我仍试图与一本回复不太积极的医学刊物保持通信，该刊物挤满了弗洛伊德信徒），我想将最初那些一式两份出现在我行动着的身体左右的图像结构和平实原始的形象，放置在我幻觉正对的画板上。比如，假如安妮特提着空篮子从我身体左侧登上公共汽车，那么她就会从我右侧下车，提着满满一篮蔬菜，黄瓜上压着一棵花椰菜。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称被更为复杂的互相回应所取代，或者以一个给定形象的缩影而重现。优美的场面常常伴随着我神秘的旅程。我瞥见贝尔下班后在社区托儿所一群光着身子的婴儿中间疯了一般寻找她自己的头胎婴儿，孩子十个月大，身体两侧和细小的双腿上对称地长着红色湿疹，很容易辨认。一个臀部肥硕的泳者一只手拨开她脸上几缕湿发，另一只手（在我头脑的另一侧）推开一张木筏，木筏上仰面躺着我这个一丝不挂的老头儿，前桅缠着一块破布，滑入一轮圆月，蛇一般的月影在睡莲中摇动。一条长长的隧道将我吞没，半是许诺远端有一小圈光线，半是信守许诺，露出一抹宣传品似的晚霞，但我一直没有走到那里，隧道消失了，一片熟悉的雾霭再次降临。就像在那个季节里，一群群无所事事的聪明人来到我床前，在一间展厅里放慢速度，艾弗·布莱克扮演一名时尚的年轻医生将我展示给三位扮演交际花的女演员：裙摆飞旋，她们在白色椅子上坐稳，一位女士指着我的腹股沟，手里冰凉的扇子险些触到我，多亏博学的摩尔用象牙教鞭将扇子拨开，于是我的木筏继续其孤独的滑行。
我还应该指出我的肉体保持着良好的形状：没有韧带撕裂，没有肌肉僵硬；在造成我此番旅程的荒谬崩塌中，脊髓也许有轻微损伤，但是还在，支撑着我，保护着我，宛如半透明的水生动物的原始组织。而我不得不接受的治疗（特别是在勒库尚医院中接受的治疗）则表示——如现在重现的——我受的伤都是生理上的，仅仅是生理上的，只有用生理方法才能治愈。我说的不是现代炼金术，不是注入我体内的神奇春药——这些东西也许果真多多少少起了些作用，不仅对我的身体，而且对深埋于我体内的神性，仿佛野心勃勃的巫师或浑身战栗的大臣进谏疯狂的皇帝；我难以淡忘的是一些铭记在心的形象，比如该死的捆住我四肢的绳子和带子，让我仰面躺着动弹不得（防止我在自己感觉可以时划动胳膊下的橡皮筏逃走），甚至还有人造电动水蛭，蒙面刽子手将它们系在我的头和四肢上——最后被加利福尼亚卡特帕尔特的圣人——H. P.斯隆教授——赶走，当我身体刚有好转，他就开始怀疑我有可能被治愈——也许已经被治愈！——通过催眠以及催眠专家的幽默感。
无论谁来记录我的命运都会有无聊乏味的时刻。有时，我的快速航程成为寓言高度上的神圣之事，具有令人不快的宗教含义——除非航程仅仅反映借商用飞机运送尸体。随着我的怪异旅程接近终点，我的脑海里逐渐确立起一种多少有些正常交替的昼夜概念。昼夜效果首先由护士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尽一切可能搬动可移动物品而间接取得，比如用镜面反射人造星光，或每隔一段时间到处涂抹霞光。以前我从未想到过，就历史而言，艺术品，或至少人工制品，是先于大自然存在，而不是模仿大自然的结果；但那的确符合我的情形。就这样，在笼罩我的遥远寂静中，清晰可辨的声音首先在真实场景（比如，科学喂养仪式）拍摄期间，在视觉上产生于声音轨道的空白处；最后飘动的彩带诱使耳朵代替了眼睛；终于听觉回归——彻底回归。护士发出的第一次沙沙声如同清脆的雷响；腹部第一次蠕动，铙钹铿锵作响。
在大发作之初，我一定是从头到脚都彻底丧失功能，而我的脑子，掠过我周身的形象，思维的味道，失眠的气氛，却仍然像往常一样敏锐和活跃（除了中间的污点之外）。当我被飞机送往法国海滨的勒库尚医院时（由该院院长的一位瑞士亲戚热菲尔医生竭力推荐），我开始意识到一些奇怪的细节：我头部以下被微弱触感区分开的对称区域出现麻痹瘫痪症状。在入院治疗的第一周，我的手指“苏醒”了（这一情形惊吓甚至激怒了勒库尚医院的贤哲、治疗麻痹性痴呆的专家，他们建议你赶紧将我送往一家更宽容的异国医院去——你照办了），我摸索着身上有知觉的部位，觉得很有趣，这些部位总是对称的，比如前额两侧、上下颚、眼眶、乳房、睾丸、膝盖、侧腹。在一般观察层面上，生命体每一部位的平均大小从未超过澳大利亚国土面积（我有时会觉得那很大），也从未缩小到（当我本人缩小时）低于一块中等荣誉奖牌的直径，在此基础上我感觉全身皮肤就像一张豹皮，出自一个家庭破裂、手法细腻的疯子之手。
我应当向那些灰心丧气写讣告的人以及所有医学知识爱好者提供一些临床说明。我的肺和心脏都运转正常，或者说在设备帮助下运转正常；肠道——我们体内奇迹剧的丑角——也是如此。我的躯体平躺着，就像在大师解剖课上。防止褥疮的措施简直就是一种躁狂，尤其在勒库尚医院，例证就是一味要用枕头和各种医疗器械代替一种不治之症的理性治疗。我的身体“安睡着”，就像巨人的脚一般“安睡着”；不过，更确切地说，我正处于可怕的长时间（二十夜！）失眠，大脑始终保持警醒，像是马戏表演中“不眠斯拉夫”的大脑，我曾在《写真报》上读过相关报道。我甚至不是一具干尸；我是——至少在开始时——一具干尸的躯干部分，或者简直就是干尸最薄切片的浓缩。那么头呢？——长着头的读者肯定嚷嚷着想知道。这么说吧，我的额头就像模糊不清的玻璃（两侧污点还没来得及擦干净）；嘴巴仍然麻木而无法说话，直到我意识到自己能够感觉舌头的存在——感觉舌头就像一种虚无缥缈的鱼鳔，可以帮助呼吸困难的鱼，但对我毫无用处。我有时间感和方向感——这两者是可爱的家伙用来帮助可怜疯子的最善意的谎言，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在身后世界中是一种孤独现象的两个相当独立的阶段。我的大脑导水管（有点技术性了）似乎在偏离轨道或被水浸没之后，向下楔入安置其最亲密盟友的结构中——奇怪的是，它也是我们最卑微的感觉，最容易有时也最乐意省却——噢，我是多么憎恨它，当我无法将它化成乙醚或粪便，噢（为之前的“噢”喝彩），我是多么感激它，当我喊出：“咖啡！”或“海滩！”（因为那种叫不出名字的药物，气味就像五十年前艾丽斯在戛尼斯涂抹在我背上的药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