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把书塞进口袋，就注意到那位久违的同行者——和之前一样，蓄着山羊胡——戴着黑帽子，刚从厕所或酒吧出来：莫非他要一直跟踪我到纽约？或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他终于暴露了：就在他走近的那一刻，就在他沮丧地点着脑袋、绷紧的下唇松开喊出“喂！”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他不仅和我一样都是俄国人，而且与他相貌酷似的那位旧相识正是年轻诗人奥列格·奥尔洛夫的父亲。我是一九二○年代在巴黎遇见奥列格的，他写“散文诗”（远在屠格涅夫之后），全是些毫无价值的玩意儿。他父亲是个疯疯癫癫的鳏夫，千方百计地企图将那些玩意儿“放进”各个流亡者期刊。经常能看见他在等候室里可怜巴巴地讨好某个焦躁、简慢的秘书，或者在办公室到厕所的路上截住某个助理编辑，或者在堆满杂物的桌子一角痛苦万分地推敲一封特别的信，询问某一首蹩脚小诗惨遭退稿的原因。他死于敬老院，正是安妮特母亲度过晚年的那一家。同时，奥列格加入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文学社团，以凄惨的流放自由换取诱人的苏维埃浓汤。作为新人，他还有希望。在过去四五十年间，他的最大成就是一堆宣传广告、商业翻译、恶意中伤，以及——在艺术领域中——酷似他父亲的外形、嗓音、举止和不无谄媚的目中无人。
我作势要移个位子，而他也跟着我一起移动。于是我待着没动，急着想抓到什么来读——外衣口袋里的那本书。
我挥起左拳对准老奥列格狠狠打去，力量相当大，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我挥拳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我们两个的年龄加在一起都一百四十岁了。
我仍然竭力克制住自己，虽然已经感到愤怒的乌云正在我头脑中膨胀，眼看就要爆发。我说道：“你错了。你是个郁闷的傻瓜。我写的小说，我手里的这本小说，是《海滨王国》。而你说的根本就是另外一本书。”
“Vraiment？也许你来列宁格勒只是为了和一位穿粉红衣服的女士在丁香树下聊聊天吧？因为，你知道，你和你那些朋友真是幼稚得惊人。维特洛夫先生［“Mister（先生）”这个词被他的毒舌一说正与“Easter（复活节）”协韵］之所以被允许离开位于瓦季姆——奇怪的巧合——的某个劳改营去接他老婆，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治好那个不可思议的癫狂症——治好他的那些疑难杂症专家、那些精神病医生，以你们西方sharlatany的哲学观根本就不会了解。哦，没错，dragotsennyy（尊贵的）瓦季姆·瓦季莫维奇……”
然后是片刻沉默，我挣扎着站稳身子（一股不同寻常的冲力让我从座位上跌下来）。
我得等一阵子才能登上飞往纽约的班机，有些喘不过气来，但对这次大胆的旅行相当满意（毕竟贝尔的病不算太严重、婚姻不算太不幸；罗萨贝尔肯定正坐在起居室里翻杂志，根据杂志里的好莱坞标准量自己的腿，脚踝8又1/2英寸，小腿12又1/2英寸，光滑的大腿19又1/2英寸；而路易丝则在佛罗伦萨或佛罗里达。）我坐在奥利机场的转机大厅里，嘴边浮出一丝微笑，发现不知是谁在我旁边座位上留下一本平装书，便顺手捡起来。在那个愉快的六月下午我是一只命运之鼠，停留在一家烟酒店和一家香水店之间。
伯特伦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不久就会因神经错乱而死于精神病院，他以十美元的价格将十岁的妹妹金妮卖给中年光棍阿尔·加登。这个有钱的诗人带着漂亮的小女孩游遍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所有景点。乍看之下——“乍看”一词十分确切——这一情形仿佛是不负责任的变态行为（前所未有的详尽描述），而逐进（拼写错误）演变成温柔爱情的真实对话。加登的感情得到了金妮的回报，当这个美丽少女，最初的“受害者”，年满十八岁时，两人以一场得到热情歌颂的宗教仪式结为伉俪。似乎一切都以一种永恒的幸福告终，满足了最严厉、或者说最冷淡的博爱者的性需求，假如不是性错乱的话，在我们这对幸福夫妻所不能理解的一束（？）相似的生活中，弗吉尼亚·加登郁郁不乐的双亲——奥利弗和（？）——的悲剧命运，机灵的作者尽其所能设法不让他们探知其女儿的黎明（原文如此！）。一部十年一遇的好书。
“Et ce n'est pas tout！”他继续说道，“作为一名有天赋的俄国作家，你非但没有为我们，你的同胞写作，反而背叛了他们，为了讨好你的雇主，编造了这部（用剧烈颤抖的食指戳着我手中的《海滨王国》），这部污秽不堪的小说，编造了什么小洛拉、小洛蒂的故事，先是她的母亲被一个奥地利犹太人还是洗心革面的鸡奸者杀害，然后她自己被那个家伙强奸——不是，对不起，是先和妈妈结婚，然后再把她杀了——在西方大家都喜欢让一切合法化，对不对，瓦季姆·瓦季莫维奇？”
他举起双手，像是在示意“我可没带武器”：“没事儿。没事儿。不过是想刺激（potormoshit）你的良心。现在摆着两条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亲自做出选择。要么po amerikanski（以美国人的方式）欢迎你，记者、采访、摄影师、美女、花环，自然还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作家协会主席？‘监狱’长？）；要么就对你置之不理——我们正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在侦探小说里伪造护照也许很有趣，但我们的人偏偏对护照没兴趣。现在你觉得遗憾吗？”
“Nu, dali，”他嘴里不停地说着，转眼就消失了。
我看看自己的指关节，红通通的但完好无损。我听听手表。表针疯了一般滴答作响。
我不能确定那个戴黑帽子的男人可就是那个同机旅客，当我和多拉以及我们的民族诗人告别，留下后者永远在那里担忧被浪费的水（比较他诗作里的岩居少女“皇村雕像”，为一只破碎但还能盛水的罐子而哀伤），我看见那个人正匆匆走开；但我知道我至少在阿斯托里亚旅馆看见过普夫先生两次，还在卧车通道上见过他，那是一趟夜车，我想赶上最早一班莫斯科至巴黎的飞机。在那班飞机上，他没能坐在我旁边，因为出现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她满脸粉红与蓝紫的皱纹，赤褐色头发：我们不停地交谈、打盹、喝“血腥马莎”，她这个笑话可没有得到我们蓝天空姐的欣赏。当我告诉她，我峻拒了俄罗斯旅行社提供的列宁格勒观光游；我没有去偷窥斯莫尔尼宫的列宁纪念馆；没有参观过一座教堂；没有吃过什么“烧鸡”；甚至没有看过一场芭蕾一出表演就离开了那座美丽、太美丽的城市，老哈夫迈耶小姐（这名字好费解）露出惊异的神情，看着真是叫人开心。“我碰巧是，”我解释道，“一个三重间谍，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惊叫道，身躯做了个挣脱的动作，仿佛想从一个更仰慕的角度观察我。“啊！那简直太刺激了！”
“喂！”他大声叫道，“喂，dorogy（亲爱的）瓦季姆·瓦季莫维奇，用这种卑劣幼稚的手段来欺骗我们伟大热情的祖国，欺骗我们仁慈轻信的政府，欺骗我们辛勤工作的旅行社员工，你不感到羞耻吗？一名俄国作家！到处窥探！隐姓埋名！顺便跟你说，我就是奥列格·伊戈列维奇·奥尔洛夫，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见过。”
“mer za vetz（你这无赖），想干吗？”我冷冷地质问道，他重重地在我左侧的椅子上坐下。
“Nu, dali v mordu. Nu, tak chtozh? （行啊，你都揍我脸。行啊，这有什么关系？）” 他用手帕掩住农民式的大鼻子，手帕被鲜血染红了。
我手里捧的是一本根据美国版翻印的台湾（！）版平装本《海滨王国》。我还从未见过这个版本——也不愿意去检查印刷错误，那无疑是损毁被盗版文本的毒瘤。封面印着一幅宣传照，是在新拍的电影里饰演书中人物弗吉尼亚的女童星，与其说为了表现我小说的意义，不如说是为了表现小美女洛拉·斯隆和她手里的棒棒糖。软塌塌的封底上有一段文字拙劣的内容简介，虽然作者是个对该书艺术价值一窍不通的蹩脚文人，但还算忠实地概括了《海滨王国》的主要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