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我的朋友玛塔·哈里怎么样了？”艾弗再一次向我们打听，将挥向刚才说到的那几只“昆虫”的手，平摊在桌子上。
“愉快的见面！”他继续用怪腔怪调的英语寒暄（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在展示他的英语，而更像是在通过无意识的联想来使用英语）。“我看你穿着小礼服。要赴宴？”
德普雷奥街的门牌号模糊不清，出租车司机没注意到我们家前廊，开出好几幢房子远。他建议司机把车开回去，但性急的艾丽斯已经下车，我也跟着爬出来，留下艾弗付车费。她朝四周扫了一眼；然后往我们家方向疾速走去，我一时都没赶上她。正当我要挽住她的手肘，却听见艾弗在后面喊，他的零钱不够。我只好丢下艾丽斯跑回艾弗那儿，而就在我跑到两个看手相的人跟前时，我和他们都听见艾丽斯突然勇敢地高声叫喊，仿佛正在驱赶一条凶恶的猎犬。借着路灯光，我们瞥见一个身穿雨衣的人从街对面大步冲来，朝她开枪，距离近得几乎是在用手枪刺她了。这时司机已将出租车开近，艾弗和我紧随其后，看见她蜷着身子猛然倒地。凶手在她身上绊了一跤，但并没有逃跑，反而蹲下身，摘下头上的贝雷帽，耸起双肩，然后以这个恐怖而可笑的姿势抬起手枪指向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
是艾弗！他刚从纽约抵达巴黎，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整个下午都会很忙，明天就要离开，他想要……
艾弗看上去不太健康也不很快乐；他的头发已经秃了很大一片，脸上斑斑点点。我以前从未留意到，他的眼睑竟那么沉重，睫毛竟那么稀疏、苍白。我们的邻桌是三个并无恶意的美国人，满脸红光，快活地高声叫嚷，也许他们有点烦人，但我和艾丽斯都不认为艾弗威胁“要让那些个布朗克斯佬都闭嘴”是多么正当，因为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也相当洪亮。我实在希望晚饭早点结束——希望回家喝杯咖啡——可艾丽斯却似乎正享受着每一口食物、每一滴酒。她穿着黑缎长裙，胸口开得很低，戴着我送给她的一对长玛瑙耳坠。她的脸颊和手臂，没有夏日的暴晒，恢复了象牙白色，我将把它分派给——也许过于慷慨了——未来小说中的女孩子。艾弗一边说话一边瞟着眼睛欣赏艾丽斯裸露的肩膀，不料被我略施小计，故意提问，不断扰乱他目光的游弋轨道。
警方——我和艾弗设法彻底误导了他们——调查之后，有关此事的报道和其他faits-divers一起见诸巴黎各家日报报端，我翻译如下：俄国人弗拉基米尔·布莱格德茨，又名斯塔罗夫，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星期五夜间在一条偏僻马路中央大开杀戒，胡乱射击，一枪打死一名过路的英国女游客（姓名不详），并在她身边把自己脑袋打开了花。事实上他并没有当场死亡，头盖骨已经碎裂却坚硬得非同寻常，他的意识一直保持到闷热异常的五月份。出于某种梦境般荒谬的好奇心，艾弗去医院探望了他。这家非常特别的医院由著名的拉扎雷夫医生创办，是一幢矗立在山顶上的环形建筑，满山遍野都是七叶树、野玫瑰和其他荆棘类植物。布莱格德茨脑袋上的枪眼导致近期记忆一概丧失；但病人非常清楚地记得（据一位擅长解读重伤者说话的俄国男护士说）他六岁时怎样被带到意大利的一个游乐场，游乐场里的小火车由三节敞篷车厢组成，每节车厢坐六个不说话的小孩，蓄电池发动的绿色机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出一阵仿真烟雾，火车穿过一片荆棘丛生、风景如画、恍若梦魇的小树林，林中花草令人眼花缭乱，时时点头，对所有的童年恐惧表示赞同。
“啊哈！”他叫道，“我们都有一百年没见了！”
他呵出的白雾里散发着一种怪异的化学品气味。我有一次试着吸过可卡因（叫我直想吐），但他身上的是另一种毒品。
晚上七点艾弗会来接我们。我已经穿上旧礼服；艾丽斯侧身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整间屋子里最好最亮的位置）缓缓转动身子，手握小镜子举到耳边，想看清自己顺滑乌黑的短发背后的形状。
“我的天哪，”艾丽斯大声叫道——“我要的是黑橄榄，不是绿橄榄！”
艾弗说要是我们想把艾丽斯别墅卖了，他认识一个人随时都会来抢购。他说，艾丽斯也认识这个人：演员大卫·盖勒。“在你（对着我说）闯进来之前，他是她的第一个情郎。她肯定还在哪儿保存着十年前我和他演《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时的剧照。他在剧中扮演特洛伊的海伦，我扮演克瑞西达。”
突然她猛推开窗户探出身去，原来是艾弗下了出租车。她向他抛去一个热烈的飞吻，一边挥舞手臂示意，一边高喊我们马上下去。
“去‘金孔雀’。”艾弗对司机说。“见到你可真高兴，老伙计，”他对我说，带着明显的美国腔调。（我在饭桌上小心地模仿这腔调，最后惹得他喝道：“滑稽。”）
他脱下一只黑手套，和我握手，那是我的同胞们认为适用于入场及退场时的方式，门挣脱束缚，撞到他的肩胛骨之间。
“如果你穿的是夜礼服斗篷该多妙，”我们匆匆下楼的时候，她说道，“你就可以把我们俩一道裹起来，就像你小说里的那对连体双胞胎那样。快，快点！”
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早晨，我正要踏进浴缸，走廊里的电话机突然响起尖厉的铃声。
这时艾丽斯裸着身子闯进来，娇娇滴滴、不慌不忙，带着灿烂的微笑将听筒据为己有。一分钟后（她哥哥缺点虽多，打电话却从来简明扼要），她依然面带笑容，抱住我，于是我们来到她的卧室，最后一次“fairelamourir”——她用温柔、怪异的法语说。
她冲进艾弗的怀抱，一眨眼就钻进出租车坐稳了。
于是我下楼，穿过马路，打着冷颤（那天晚上又阴又冷），推开对面那家小熟食店的门，突然我身后一个男人伸出手来有力地把门抵住。他身穿风雨衣，头戴贝雷帽，黝黑的面孔一阵抽搐。我一下子认出这正是斯塔罗夫中尉。
我告诉她我不想回去买黑橄榄了，因为不愿意再撞见斯塔罗夫。
“所以我希望死后被烧掉，”艾丽斯回敬道。
“胡说，胡说，”艾丽斯低声说道。
“噢，那家伙很可恶，”她说，“我敢肯定他会千方百计要来看我们，想喝点伏特加。真遗憾你跟他说了话。”
艾弗描述了一番他在洛杉矶的房子。他提议晚饭后与我讨论一部剧本，希望由我执笔改编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开头）。艾丽斯又要了一份我们正在吃的菜。
我们告诉他可怜的大金刚鹦鹉病了，不得不把它杀掉。他的汽车怎么样了，它还可以开吗？它跑得可欢了……
他又要了第二瓶也不知第三瓶白葡萄酒，很一般，但我出于礼貌，勉强奉承是好酒。我们为他最近一部电影干杯——名字我忘了——明天就要在伦敦首映，然后是巴黎，他希望。
“实际上，”艾丽斯继续说道，按住我的手腕，“我们已经决定明天出发去戛尼斯。很遗憾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艾弗，但也许你可以过些时候再来。”
我买好橄榄，同时用俄语回答，是的，我和我妻子要出去吃饭。然后我趁着女店员转向他做下一笔买卖之机，避免了和他告别的握手。
“你会撑死的，”艾弗说道，“那玩意儿油腻得要命。记得格伦特小姐（以前的家庭女教师，他总是把各种可怕的格言警句归在她头上）以前常常说：‘白虫子恭候贪吃人。’”
纳迪兹赫达·戈尔多诺夫娜在她丈夫落葬之后，才和一位牧师朋友一道从奥克尼群岛某地抵达巴黎。某种虚伪的责任感促使她试图见我一面，以便说明“一切”。我避开了一切和她接触的可能，但她还是设法在艾弗去美国前在伦敦找到了他。我从没有问过他，而这个滑稽的老家伙也从没有向我透露那所谓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不肯相信那有什么大不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知道得够多。我生性不记仇；而我也愿意在幻想中保留那绿色小火车的形象，跑啊跑啊，一圈又一圈，直到永远。
最后这场折磨总算结束。艾丽斯说她一会儿就回来；她哥哥建议我们一起“去小个便”。我拒绝了——不是因为我不需要——我需要——而是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旁边站着一个饶舌的家伙，看着他瞬时汩汩流出，我肯定会丧失排泄能力。我坐在饭店休息室里抽烟，一边考虑要是立刻改变我写《投影描绘器》的固定习惯，一定很聪明，换一个环境，换一张书桌，换一盏台灯，换一种来自外面电话声和气味的压力——我又看见纸张和笔记就仿佛没有靠站的特快列车上的明亮车窗，一页接一页地闪过。我决定说服艾丽斯放弃她的计划，就在这时兄妹俩从舞台两侧同时出现，微笑着看着对方。离她生命结束不足十五分钟。
我没有反驳她，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决定。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她说，“我想请你去买一些橄榄。他晚饭后就来，他喜欢就着橄榄喝‘饭后白兰地’。”
“金孔雀”已不复存在。它虽然不属于最好的，但整洁干净，尤其受到美国游客青睐，他们把它叫作“老鸨”或“潘多拉”，总是点一份“腌肉拼盘”，而我猜，那也正是我们点的。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挨着我们桌子是一面雕着金色花纹的墙，墙上挂着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展示了四只产于南美洲的大闪蝶，两只大的有着同样粗糙的光泽但形状不同，下面两只稍小一点，左面那只呈青色略带白色花纹，右面那只则仿佛闪亮的银色绸缎。领班说，它们是由一个囚犯从南美洲捉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