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将继续我的文学美梦和噩梦。我们将在巴黎度过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巴黎正在成为流亡者文化和贫困的中心。
“在我们即将建造的庙宇，爵士，”艾丽斯答道——带着一丝傲慢，我觉得。
他又想了好一会儿，问我是否愿意在白十字会找一份永久性工作？和瑞士无关。这是一个帮助全世界俄裔基督徒的机构。工作会有旅行、有趣的联络、重要岗位的升迁。
十月份的时候，我的赞助人——如今已垂垂老矣——来到芒通，他每年必来此地度假，艾丽斯和我顺便去拜访，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他的别墅比我们的别墅不知要气派多少。他步履蹒跚地走到艾丽斯跟前，苍白的手掌握住她的手，混浊的蓝眼珠盯住她至少五秒钟（就社交场合来说，未免太久），礼节性地沉默着，然后拥抱我，并按照可怕的俄罗斯传统方式吻了我两颊三下。
我妻子娘家姓什么？
只有将那些不真实的形象投射到大脑屏幕上，我才能缓解聚焦于幽灵的肉欲嫉妒所带来的痛楚。但我常常选择听任这痛楚的折磨。艾丽斯别墅里，我工作室的落地窗通向一个红砖铺成的阳台，和我妻子的卧室一样，当落地窗以某个角度半开着时，能够将两边不同的风景融为一体。在连接各个房间的修道院式拱门后面，她的床、她的身体——头发和一侧肩膀——都被窗玻璃斜斜地反射出一部分，而这些从我写作的那张老式写字台上是看不到的；但同时透过玻璃也能看见伸手可及的现实中的绿色，贴墙蔓延的一排柏树。于是她半倚着床半倚着苍茫的天空写信，信纸被钉在我那张较好的棋盘上。我知道如果问她写给谁，回答会是“哦，给一个老同学”，或者“给艾弗”，或者“给老库帕罗夫小姐”，我还知道这封信将被送进那条悬铃木马路尽头的邮局，而我绝不会看见信封上的名字。但我还是随她写下去，让她适意地飘浮在枕头的救生带上，飘浮在柏树和园墙之上，而我则一直测量着——严肃而不顾一切地——疼痛的触角能在黑暗中沉到多深。
我马上告诉他——用俄语——一个月前就由戛尼斯市长为我们主持了简短的婚礼。尼基弗尔·尼科季莫维奇又盯着艾丽斯看了一会儿，终于吻了吻她的手，我高兴地看到她抬手的姿势恰到好处（毫无疑问，是艾弗指导的结果，他利用一切机会对妹妹动手动脚）。
那么我到底准备做什么？
我们在第十六区德普雷奥街二十三号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一条走廊连接两个房间，并通向前侧的浴室和厨房。原则上我单独睡，也愿意如此，于是我把双人床让给艾丽斯，自己睡在客厅沙发上。公寓管理员的女儿来做饭和打扫房间。她的烹饪水平实在有限，所以我们经常打破单调的蔬菜汤和水煮肉，去一家俄罗斯餐馆打牙祭。我们将在那套窄小的公寓里住上七个冬天。
我说她有一幢房子、一只鹦鹉、一辆汽车以及一笔小小的收入——我不知道具体数目。
我本该更快乐。我本打算更快乐。我的健康继续显现不祥的状况，处在越来越脆弱的边缘。我对工作的信心从未动摇，但艾丽斯始终处于局外，尽管她怀着感人的诚意希望参与，而且我的工作越顺利，就越与她格格不入。她漫无目的地听了几次俄语课，却断断续续的，这样过了很久，最后令她对这门语言深恶痛绝。我很快注意到，在她面前讲俄语，只讲俄语的时候（聚会开始一两分钟因为她语言不通而出于礼貌讲一些简单的法语），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做出一副专心和机敏的表情了。
她少女时代的三个情人（这个数字是我从她嘴里抢得的，采用普希金笔下疯狂赌徒的激烈手段，可惜运气差远了）都不知道名字，所以仿佛幽灵；缺乏任何个性特征，所以完全相同。他们如同芭蕾舞团里最卑微的龙套，当她独舞时在后面踩着最简单的步子，与其说是舞蹈不如说是乏味的体操，显然没有一个能成为团里的男主角。相反，她这位女主角则是一颗微暗的钻石，每一面天赋都将熠熠生辉，但迫于周围无聊的压力，只能暂时限制自己的舞步和姿势，表现为故作冷漠、躲躲闪闪的卖弄风情——等待庄重的序曲一结束，身穿闪亮紧身衣、大腿肌肉坚实的健儿就会从舞台侧面腾空跃出。我们以为被选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人就是我，但我们错了。
“我误解了传闻，”他说道，“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能结识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士。请问，你们将在哪里，在哪座教堂宣誓？”
我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她母亲叫什么？
多亏我那亲爱的监护人兼赞助人（约一八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一位对右翼分子影响深远的老派世界公民——的先见之明，到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成为某个生活安逸的国家的公民，并因此不必忍受荒谬签证的耻辱（那真是颁给贫民的许可证），也不必愚昧地执迷于那些引得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奸笑的“文件”，他们在官样文件和革命规章之间发现了共同点，在蹒跚难行、陷入公民权困境的侨民以及丧失政治权利的苏维埃农奴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因此，我可以带着妻子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度假地，而不必为签证等上好几个星期，然后在返回暂居国——对我们而言是法国——时又遭拒签，只为我们那些珍贵而卑劣的文件出了点小问题。现如今（一九七○年），我的英国护照已经被同样有效的美国护照所取代，但我仍然珍藏着那张一九二二年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是个神秘的年轻人，眼睛里含着神秘的微笑，一头鬈发，系着条纹领带。我记得春天我们去马耳他和安德鲁西亚，而每年夏天，大约七月初，我们都开车去卡纳封，住上一两个月。一九二五年那只鹦鹉死了，一九二七年那个小男仆失踪了。艾弗来巴黎看望过我们两次，但我觉得她还应该在伦敦见过他，她每年至少要去伦敦一次会“朋友”，那些朋友是谁，我不知道，但听上去并无大碍——至少就某一点而言是如此。
我的赞助人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只要他活着我就会在每月初收到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还说他将在遗嘱里赠与我一笔钱。他说出了金额。可怜得令我大吃一惊。这让我略略品尝到出版商预支款的滋味，出版商在长时间轻敲铅笔、值得期待的停顿之后所提供的预支款也是如此令人失望。
“你的新娘”，他说道，我知道他用这个词是指未婚妻（而他说的英语，事后艾丽斯说就跟艾弗模仿我的腔调——那叫人忘不了——完全一样），“将和你的妻子一样美！”
嫉妒，这个在我年少轻狂时从未谋面的假面巨人，现在却抱着双臂立在眼前，在每个角落与我对峙。我那甜美、温顺、柔弱的艾丽斯某些小小的性怪癖，曲折变化的性爱，恰到好处的抚摸，自如准确地调整柔软的身体以适应每一种激情，这一切似乎都应当以丰富的经验为前提。在开始怀疑她的现在之前，我觉得必须多多怀疑她的过去。在几个感觉极糟的晚上，我对她百般盘问，她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前的罗曼史不值一提，殊不知如此缄口不谈留给我更多想象，甚至不如将事实大肆渲染夸张一番。
斯塔罗夫伯爵“咬了咬嘴唇”，就像俄罗斯小说里老人常做的那样。弗洛德——佛罗金小姐——一位上了年纪的表姐，帮忙照看房子的——不失时机地进来，带艾丽斯去了隔壁一间凹室（那儿装饰着一幅谢罗夫一八九六年的华丽画作，是妖冶的布莱格德茨夫人身着高加索盛装的肖像）去喝一杯好茶。伯爵希望和我谈些正事，趁着“他注射之前”的十分钟。
这件事，往好里说不过是烦人，往坏里说就是让人伤心了；不过它并没有使我神志失常，而有些事情却有这样的危险。
我拒绝了，态度坚决得令他猝不及防，手里的银色药盒跌在地上，无辜的药球全撒在肘边的桌子上。他气恼地一挥手，将它们全撸到地毯上。
我认为我能挣多少钱？
好吧，诚如尼·尼所知，货币正在通货膨胀的漩涡中失去自身的价值，但是我最近在戛尼斯遇到流亡前已经成名的作家鲍里斯·莫罗佐夫——他曾在当地literaturnyy界做过有关巴拉丁斯基的讲座，他给了我一些颇有启发的“生存范例”。以他为例，一首四行的诗能买一份bifsteck pommes，而在《流亡者新闻》发表几篇文章则足够付一间chambre garnie的月租。更何况还有在大型礼堂举行的朗诵会，至少一年两次，每次带给他的收入相当于一百美元。
就在艾弗钓鱼回来之前，我搬进了维多利亚庄园，她天天都来看我。那还不够；但到了秋天艾弗移居洛杉矶，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起担任太阳神电影公司的导演（三十年后，艾弗死于多佛后多年，我为这家电影公司写了剧本《兵吃后》，根据我当时最畅销却远非最优秀的小说改编），而我们则搬回心爱的别墅，坐着非常漂亮的蓝色伊卡罗斯轿车，那是艾弗贴心的结婚礼物。
我也告诉了他。同样的反应。婚姻的财产情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