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以前所说，虽然有些作家曾教给我们很多关于生活、写作和文学的知识，虽然我们也曾满怀热爱和激情阅读他们的作品，但他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过去。假如我们后来还会重温这些书，那也并非因为它们仍然吸引着我们，而是仅仅是出于我们的怀旧之心——能回到我们初读这些作品的时刻，那是一种快乐。海明威、萨特、加缪，甚至福克纳都属于这一阵营。今天，当我又拾起这些作家时，我并非期待能发现新的深刻见解来让自己激动不已，只希望回忆一下，当初它们是怎样影响了我，怎样塑造了我的灵魂。我可能偶尔会对这些作家有一种强烈渴求，但已不再需要他们。
另一方面，每次我之所以拿起普鲁斯特的书，那一定是因为我想提醒自己，这位作家对书中主人公的情感有着怎样持续细致的关注。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因为我想提醒自己要关注他的深度，尽管他也有种种其他的焦虑和观点。这些作家之所以伟大，一部分原因似乎和我们对他们的深切热望有关。纳博科夫的作品我也喜欢反复阅读。我担心自己会永远放不下这位作家。
当我忙着准备行李箱，要踏上度暑的旅程时，当我动身去旅馆，要在那里完成最近在写的小说之时，当我把翻旧了的《洛丽塔》（Lolita）、《微暗的火》（Pale Fire）和《说吧，记忆》（Speak, Memory）（在我看来，这是纳博科夫最好的散文作品）装进行囊中时，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装进去的仿佛是一盒良药？
这良药就是纳博科夫文章的美。但是我所说的美还不足以说明道理。因为，在纳博科夫书中美的表象之下，总隐藏着阴险可怕的东西，隐藏着有点残酷的味道，他在自己作品的标题里就曾使用过阴险可怕一词。如果美的“永恒”是一种幻想，那么这种观点本身也反映了纳博科夫的人生和时代。难怪我会被这种美深深打动，这是一种与残酷和邪恶签订的浮士德契约式的美。
我年轻时，当身边有人期待小说家进行社会和道德分析时，我就用纳博科夫式的傲慢姿态来做挡箭牌。从土耳其式的角度来看，《阿达》以及纳博科夫其他写于1970年代之后的小说都有缺陷，其人物都像是“与现在脱节”的虚幻世界的奇思怪想。我担心自己写小说的道德环境会对我提出残酷而丑陋的要求，这可能令我窒息，所以，我觉得，出于道德义务，我有必要去接受《洛丽塔》以及《阿达》这样的书。在这些书里，纳博科夫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双关语、性幻想、博闻强记、文学游戏、自我指涉的笑话以及讽刺的趣味。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罪恶这股怪风的清凉作用下，会认为伟大的文学总离我们不远。《阿达》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总力图根除罪恶、用文学的力量和意志把乐园带到现在。因此，一旦你对这本书，对范和阿达的乱伦结合失去信念，这本书也就淹没在罪孽之中。而这正好与纳博科夫的初衷相反。
纳博科夫式的童年，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乐园。我们会对阿达和范的爱情自我主义感到真心羡慕。这最终会让我们认同可怜的卢塞特，她对范的伟大爱情全是单相思。当范和阿达在享受着叙述者给他们创造的快乐天堂时，卢塞特，书中最现代、最苦恼、最不幸的人物就成为纳博科夫式残酷的牺牲品。书中的主要场景都把她排除在外，连很多读者都感受到的伟大爱情，她也一点都沾不上边。
纳博科夫与弗洛伊德争执不断，而且以刺激后者为乐。这一切都暗示着，他试图在为自己对童年黄金时代心怀的可怕罪恶感进行辩护。换言之，他无需停止罪恶，承认罪恶，但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白痴行为却从不回避——纳博科夫自己就曾描述过白痴行为。开始写时间，记忆和永恒时，也可以说纳博科夫是在玩弄弗洛伊德式的巫术，对于上述主题，他也写出了最精彩的页面。
正如纳博科夫迅速结束了对卡尔斯比姆那位理发师的描述，他的残酷也透过精妙的细节展现出来：人生中的一切——自然、他人、我们的环境、街道、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不会对我们的痛苦和烦扰有所回应。这种意识让我们想起洛丽塔对于死亡的看法（“你完全算是你自己的了”），而洛丽塔的继父也很欣赏她的看法。读纳博科夫的深层快乐，在于我们能从中看到残酷的真实：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的逻辑并不符合。认识到这层真理，我们就会开始因为美本身来欣赏美。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支配世界的深层逻辑，发现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欣赏时，我们才能从手中的美获得安慰。最后，我们只能在纳博科夫精彩的对称、在他那自我指涉的笑话和镜像游戏、在他对光的赞美（这位自我意识总是很强的作家将这一特点称为“棱镜下的巴别”）、在他那像蝴蝶彩翼一样美丽的文章中，找到对生活残酷的惟一辩护：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之后，告诉读者说，他惟一所剩的只有文字了，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信口开河道“爱情是最后的避风港”。
进入这种避风港的代价就是残忍，而残忍则会引起我刚提到的负罪感。纳博科夫的文章因残酷而美，但也因残酷而打折扣。亨伯特带着小孩般的一派天真追求永恒的美，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叙述者，这部精彩小说的说话人，总是想克服这种负罪感。但他那无畏的愤世嫉俗、聪明过人的讽刺，以及动辄回归过去、回归童年记忆的做法，却只能为这种追求添油加醋。
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的伟大依赖于读者的伟大。纳博科夫努力将他的乐园带进我们的时代，并借此也给他自己创造一个逃离现实的避风港。他一心玩弄那些私人笑话和双关语、那些隐秘的快乐和游戏，还一心要琢磨他对无边想像的敬畏。这些冲动有时会令他失去某些不耐烦的读者。《阿达》就是例证。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也同样因此赶跑了读者。但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纳博科夫，这位后现代幽默之父，已经预见到读者的反应。因此，他通过谈论范的哲学小说之艰涩，描绘“摇扇淑女们在起居室的闲聊”，把读者也卷进了游戏。他对文学声誉无动于衷，因而被看成是一个自负的人。
读到那些著名的场景——洛丽塔打网球；夏洛特慢慢地走入镜湖；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之后，站在路旁的小山顶上，听着小镇上（没有雪的布勒赫尔镇）孩子们玩耍的声音，然后在树林里碰到他年轻时爱过的一个人；《洛丽塔》后记里的内容（尽管只有十行，作者却说他写了一个月）；亨伯特去卡尔斯比姆城理发；或者《阿达》（Ada）里喧闹的家庭场景——我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活即是如此。作者在跟我们诉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但是他那惊人、坚定的坦诚让我们立即就热泪盈眶。纳博科夫，这位自豪、自信，对自己的天分有准确把握的作家曾经说，他自己善于把“恰当的字眼放在恰当的地方”。“恰当的字眼”，福楼拜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遣词造句的非凡能力。纳博科夫在这方面的天赋使他的文章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超自然的味道。但是，纳博科夫的天才和想像带给他的那些新鲜言辞之后，还隐藏着残酷。
纳博科夫仅用两句话就描绘出一家小地方的理发店，以及一位喋喋不休、总在吹嘘自己儿子的理发师。要使这两句话经典完美，至少得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他对细节的热衷和关注也丝毫不亚于契诃夫。纳博科夫也曾公开表示，他对这位作家心怀爱戴。在把心甘情愿的读者拉进那位“死去的儿子”的情节剧之后，作者立即收住这个话题，带我们又回到了亨伯特的世界。通过这个残酷、带有讽刺意味的话题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者对于理发师的痛苦没有任何兴趣。更有甚者，他还很有把握地认为，既然读者沉浸于亨伯特那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那么，我们对于理发师那个死去三十多年的儿子所抱的兴趣，不会比他更大。这样，我们的读者也因为那份残酷而怀有负罪感，这就是美的代价。我二十多岁读纳博科夫的作品时，常有一种奇怪的负罪感，还因为自己能克制这种负罪心理而滋生了一种纳博科夫式的自豪感。这就是我为小说的美，为我从小说中获得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纳博科夫的残酷，让我们来看看亨伯特去卡尔斯比姆城理发的那一段：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因为洛丽塔刚刚如此残忍地（而且正确地）离开了他。年老、土气的理发师善于闲聊瞎扯，他给亨伯特刮胡子时总是唠唠叨叨，不停地说起他那个打棒球的儿子。他用盖在亨伯特身上的围裙擦拭自己的眼镜，还放下剪刀去读有关他儿子的剪报。纳博科夫奇迹般地以寥寥数语栩栩如生地勾画出理发师的形象。这理发师对我们土耳其人来说最熟悉不过，仿佛他就生活在我们这里似的。但是到了最后时刻，纳博科夫甩出了令人大惊失色的底牌。亨伯特对理发师的闲聊几乎毫无兴趣，直到他最后发现，剪报中的儿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我们从纳博科夫的回忆录可以看到，他把童年当做黄金时代。尽管纳博科夫写作时，脑袋想的是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Childhood, Boyhood, Youth），但是，他对托尔斯泰从卢梭那里沿袭而来的负罪感毫无兴趣。很明显，对他来说，负罪感是在童年之后到来的痛苦，是在布尔什维克将他从俄国田园诗般的生活里赶出来之后到来的痛苦。他在磨炼自己的写作风格时，一直忍受着这种痛苦。“如果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写他们失去的童年，”普希金曾经说过，“那谁来谈论俄国本身呢？”尽管纳博科夫对于普希金所抱怨的那个传统（地主贵族的文学）来说，是个现存实例，但是，他要追求的东西远非如此。
要理解纳博科夫的残酷和美，我们必须首先要记得，生活对纳博科夫是如何的残酷。他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在俄国革命之后被剥夺了房产和所有财富。（后来，他对此骄傲地声称无所谓。）离开俄国后，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在锡凯尔酒店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又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后来，他又从柏林赶往巴黎，并在德国侵入法国之前移民美国。尽管他在柏林时是一位完美的俄语作家，但一到美国就放弃了母语。他的父亲，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死于一次拙劣的谋杀事件，其情形与《微暗的火》中用无情的讽刺所描述的谋杀事件非常相似。纳博科夫四十多岁到美国时，他不但丢掉了母语，还失去了父亲、世袭财产和家人，亲人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能记得这些纳博科夫在真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磨砺，特别是他对洛丽塔、圣塞巴斯蒂安骑士和约翰·谢德所表现出的伟大同情心，那我们就不再会去“打落水狗”（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话），批评他那奇特的恶意，谴责他那让自己放弃一切政治兴趣的傲慢，非难他那嘲弄甚至侮辱平常百姓粗鲁举止和庸俗趣味。
纳博科夫的时间观可以让人逃离残酷。这种残酷为美服务，并能激发罪恶，纳博科夫在《阿达》里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念。他认为，我们的记忆可以让我们和童年紧密相连，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们以为早已抛在身后的黄金时代。纳博科夫用美妙的抒情笔调把这个简单、自明的想法表达出来，证明了过去和现在如何能共存在一个简单的句子里。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刻碰上一些旧物，会让我们想起过去；充满了美妙回忆的种种景象，能让我们打开双眼，看到黄金时代一直伴随着我们，哪怕在眼下丑陋的物质世界里也是如此。记忆用过去的光环围裹着现在，在纳博科夫看来，它是作家和想像的源泉。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鲁斯特式的叙述者，认为在生命尽头仍然没有未来，只好回到过去。纳博科夫对于记忆和时间的一贯探讨说明，作家对现在和将来有确切的把握，知道他的记忆来自游戏，并由坎坷多变的人生经历塑造而成。《洛丽塔》协调的生动性，来自于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飞掠、时而宁静时而躁动的因素。从亨伯特对童年的回忆（在洛丽塔之前很久的事情），到洛丽塔抛弃了与他共度快乐时光所带来的回忆，亨伯特的叙述就从这里面激射而出。纳博科夫谈到这些美好的回忆时，他反复地使用乐园这个词，在有一段文字里甚至用到冰山乐园（icebergs of paradise）一词。
相比而言，《阿达》则表明，作者企图将已经消失的往日乐园带到现在来。因为纳博科夫知道，一个由业已消失的黄金时代之记忆所组成的世界，在他所生活的美国不会存在（洛丽塔的美国，一个在自由和粗俗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在俄罗斯也不会存在（俄罗斯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于是，他把这两个世界的记忆混在一起，创造了第三个国家，一个完全想像出来的文学乐园。构成这个世界的大量细节内容，都来自作者眼中天真无邪的童年。这是一个奇异美妙的世界，有着纯属孩子气的放任自恋。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作家在收集童年的记忆；纳博科夫开始用优雅、骄矜的绝技，将他的童年转接到老年。我们看到，他那些害相思病的主人公们不但实现了童年的爱情，而且还保持了这种状态，一直带着这些爱情直到死亡。亨伯特可能会穷尽一生去追求那失去的童年的爱，而范和阿达则想永远生活在闪烁着童年爱情光芒的乐园里。起初，我们以为他们是表兄妹，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亲兄妹。纳博科夫像他总是憎恨的弗洛伊德一样，很谨慎地透露出一个真相，那就是，把我们从童年的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正是社会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