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画面里，席琳总是身在其中，尽管服饰、面容不同，但她仍然是席琳。无论色彩、服装、姿态如何，她的侍从也总在四周。还有树木和广袤的森林。在某个树枝上，则挂着那幅画中之画。
19世纪小说对面貌和仪态的细致刻画，往往为寻找表层之下的基本真理提供了线索。叙述者或他笔下的角色，就像霍斯陆和席琳所做的那样，会踏上旅程去寻找这种隐藏的真理。隐含在面貌和事物背后的意义，会完整地从书中逐渐浮现出来。而这一点只有当我们读到故事结尾的时候才会发现。作品的意义——19世纪小说的含义，也就是我们和书中人物想要一道探索的世界的意义。这就是获胜的真理，带着大写字母T的真理。
奥古兹·阿塔伊（Oğuz Atay，1934—1977）是土耳其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从乔伊斯到纳博科夫等欧洲的实验派作家都曾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这么说：“我是某物的复制，但我已将原物忘却！”可能存在真理的那个中心，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远！大部分的非西方世界都已悟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却对自己的觉悟毫无知觉。如今，我们发掘的正是我们早已知晓的事物。
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同样古老，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它见于《一千零一夜》、《鹦鹉的故事》（Parrots' Tales of Tutiname），以及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Hüsrev and Şirin），其翻版又在其他许多书中出现。这里，我想概述一下内扎米版的这个故事。
而如今我们握在手中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碎片。即使有一个柏拉图所憧憬的哲人国王，那么在选择彩绘墙面和化墙为镜孰优孰劣时，他也无法给出正确、合乎逻辑的解释。画家比赛的故事，有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理论的痕迹。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文艺表现形式里，画家比赛的故事，或其他类似的故事或图像是原创还是复制，目前只有那些呆板的哲学家和艺术史家才会关心。我们一度认为隐藏得很远很远，远在帷幕和阴影之后的真理，或许已经完全消失。如果说真理存于某处，那么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将手中的图像和故事彼此分离，并使其脱离传统，而只要我们能够运用手中的这些彼此分离的素材，那么我会更加快乐。
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我们在听到或读到这类故事时，这些基本问题会再次浮现于我们的脑海。它们往往在我们陷入遐思、阅读故事、观看电影，或者感到脆弱无助之际光顾我们。哪一个更能感动我们，是肖像，还是真人？
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某些细密画家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奥斯曼细密画的古典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度对霍斯陆和席琳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的原因。这个故事在伊斯兰和中东文化圈非常流行。因此细密画家也常被召入波斯和奥斯曼宫中，来描绘这一故事。我最感兴趣的，是席琳望着霍斯陆的画像，坠入爱河那一幕。画家画这个场景，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席琳和她周围的景物，还要画一幅画中之画：即席琳坠入爱河的情景。这样戏剧性一幕作为故事的组成部分，和故事本身一样受人喜爱。我在很多书籍、复制品，以及博物馆里都看到过它。但看着它们，我总是有些不安：仿佛总是少了什么，我觉得自己也不完整。
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种寻求真实方式的最后回应。它扎根于浪漫主义，意在追求纯粹性。但即使能在土耳其听到它的回声，那也是极为微弱的。我不能说我对此感到不安。如同芸芸众生，我此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
以同样的方式，夏普尔也使他的主人霍斯陆爱上了席琳。只不过这回他用的是文字，而非画像。一个通过画像，一个通过文字，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之后，他们开始前往对方王国寻找意中人。某个春日，他们在林中的湖边邂逅，却没有认出对方。经过长途跋涉，席琳异常疲惫，她脱下衣服，走到湖中洗澡。霍斯陆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就深深地被她迷醉了。这就是他在那些文字和故事中认识的那个美女吗？在某个瞬间，在他尚未发觉时，席琳也看到了他，并同样深深地被他吸引住了。霍斯陆并没有穿着画中的红袍，这并不妨碍席琳认出他来。她很清楚自己的感情，但同时又为自己美妙的思绪感到惊讶和困惑：以前，自己所恋慕的只是挂在树上的一幅画，而眼前却是真实的存在。我看到的是挂在树枝上的个形象，但这是活生生的画中之人。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是什么令我如此不安。尽管树上挂着一幅画，但里面从来没有我想看到的霍斯陆。我到处搜寻，却从未在任何一幅细密画中看到我意念中的霍斯陆。在所有这些细密画里，那幅画中画都太小，因此霍斯陆看上去就像是毫无特性、难以辨认的小红点，而不是一个人物或者一张成熟的脸。
这也许是痛苦之源，也许是快乐之泉。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教训，是我们在诸如此类远离世界中心的国度里、在生活中学到的。倘若我坚信苏丹举办的绘画竞赛所暗示的两难困境，倘若我对席琳感到的惊讶产生同感，那么我也要问那个本该回避的问题。然后我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抵达那个中心，从未领悟那个真实、那个纯粹的真理。但我的故事却是世上大多数人的故事。
故事说某天有位统治者，他也许是位苏丹，也许是位可汗或波斯国王，颁诏举办绘画比赛。于是，众多中国画家和西方各国的画家开始彼此竞技：我们画得比你们好；不，是我们画得好……经过慎重考虑，苏丹——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决定举办一场画赛。为便于对双方的作品进行比较，他把相邻的两个房间分给他们，让他们在两扇相对的墙上作画。房间之间有窗帘相隔。窗帘一旦拉上，双方就无法看见对方了。他们潜心投入到绘画之中。西方画家拿出颜料、画笔，开始绘画。而中国画家却认为首先应该将墙体打扫干净，于是他们开始清扫墙面，把它擦得光亮可鉴。工作持续了几个月。一个房间的墙上，此刻已经满是色彩缤纷的画面。而另一个房间的墙体则被打磨得非常干净，成了一面镜子。比赛时间结束，房子间的窗帘被拉开了。苏丹首先观看了西方画家的作品，画卷异常美丽，使他大为震撼。他转而来到中国画家的那面墙前，看到的却是对面那幅美丽画卷的倒影。于是，把墙面磨成镜子的中国画家受到了苏丹的嘉奖。
如果你梦中有一座花园，而你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识过它，因为它或许隐匿在某堵高墙后面。那么，想像这个隐形花园的最好方式，就是讲述一些能激发你希冀和惊恐的故事。
席琳是亚美尼亚公主，美貌绝伦。霍斯陆是波斯王国的王子。他的仆人夏普尔想让主人霍斯陆与席琳相爱。夏普尔带着这种想法，来到席琳所在的王国。一天，席琳带着侍从到森林中野餐，夏普尔就藏在树林之中。当时，夏普尔画了一幅肖像，画中是他英俊的主人。他把画像挂在树上，然后悄然离去。席琳与侍从在林中嬉戏，看到了挂在树枝上的这幅肖像，她立刻爱上了画中人霍斯陆。但她不敢相信那就是爱情，她试图忘掉自己对那画及画中人的牵念。后来，她去另一片森林游玩，竟遭遇了同样的情景。席琳再次被画中人撩动心扉，她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当席琳第三次看到悬挂在树枝上的霍斯陆肖像时，她终于体会到，自己已经无力抵抗了。她爱上了画中人。她决定面对爱情，并开始寻找她的画中之人。
在内扎米版本中，霍斯陆与席琳的故事非常优美。那儿最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就是席琳的惊诧，是她在画像与真人之间的徘徊。她天真、纯洁、敏感，任由画像在心中激起层层渴望——在我看来，今天我们仍能感同身受。同样，对内扎米“凡事重复三遍”的叙事传统的钟爱，也能让我体味到这一点。席琳初次看见英俊的霍斯陆时所产生的疑惑，同样也是我们的疑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霍斯陆呢？一如席琳，我们也在扪心自问，真理究竟存在于现实之中，还是存在于画像之中？哪一个更能感动我们，是霍斯陆本人，还是他英俊的画像？
但是，通往文本潜在含义的旅程仍然挡在我们面前，它需要每个人付出努力才能完成。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个人化，因为我们既没有治病的良方，也没有导航的罗盘。文本的深度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以及对这些碎片的坚毅处理。让我们以第三个故事来结束这场讨论吧。它很简短，也极富个性。
但随着19世纪小说的衰微，世界失去了意义和统一性。今天，我们着手写小说时，拥有的只是碎片，更多的碎片。这也可能是乐观主义的源泉：因为摆脱了等级观念，我们可以拥抱整个世界以及一切文化和生活。但它同样也会引起恐惧和困惑，使我们可资描述的内容变得更少，让我们把故事的中心推向了边缘。有人说这给叙事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新的视角，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凭着手中的碎片，是无法完成通往意义、通往中心的垂直之旅的；相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平行而动。这样，我们不是走向世界隐藏的深度，而是探讨广度。我很喜欢去搜寻更多的碎片，搜罗未经讲述的故事。这一片新大陆，充满了被遗忘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史、人物、事物。这一片土地上有多少声音等人去聆听，有多少故事等人去讲述。这片大陆是如此广阔，人们对它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因此用“旅程”一词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东方说书人在讲述画家比赛这个故事时，对于为什么中国画家得到了苏丹的嘉奖，总爱添些溢美之词。而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些说书人所表现的智慧，而是故事自身所反映的某些生命之理，即故事中的镜子向我们揭示的道理：那可以扩增、延展的镜子，同样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缺失，让我们感到自己仿佛不够真实、令人生厌，甚至似乎还不够完整。于是，根据自己的勇敢程度，我们也踏上了各自的旅程：这与动身寻找爱情的霍斯陆和席琳的旅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他者”以补全自我。这个旅程带领我们超越表象，走向深入，接近本质中心。真理就在远方。某人在某处这样告诫我们。而如今我们已经踏上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文学便是关于这一旅程的故事。尽管我对这一旅程充满信仰，但我并不相信在遥远的某地，真的有一个中心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好的理论，即使是那些影响至深、令我们深信不疑的理论，也终究是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但一个感人至深、令人信服的故事，却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些古老的、极其古老的故事就是如此。无人记得是谁最先讲述它们的。对于这些故事的原型及其流传过程，我们一无所知。每一次重新讲述，在我们听来，又都是那么清新，仿佛第一次听到。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两个这样的故事。
这种解读显然颠覆了霍斯陆和席琳故事的中心意义，即仅凭图像坠入爱河。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这种展现故事的朴实技巧，尽管它对西方肖像画法一无所知。这种朴实所描绘的脆弱、天真的世界，正是我在小说里一直致力探究的世界，我想去整合这个世界的故事和碎片，并为它营造一个新的中心。
在接触但丁作品之前，我就听说过很多受到《地狱篇》（Inferno）启发的有趣故事。看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之前，我也看到过一部土耳其电影，名曰《消失的易卜拉欣》（Vanished Ibrahim）的系列电影。卓别林模仿了那部土耳其电影。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悬挂在理发店或是果蔬店墙上的那些翻版，使我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印象派画家。通过丁丁——还有许多其他翻译成土耳其语的书籍，我开始渐渐了解世界。有些国家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毫无相似之处，但我通过它们培养了自己的历史趣味。亲身经历使我相信，我所居住的楼宇、漫步的街道，都是对西方某些地方的拙劣模仿。我伏案工作的桌椅，是美国电影道具的翻版。我是在很久以后，再次观看那些电影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将许多新面孔与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面孔作对比，他们总是令我困惑不解。通过阅读而不是通过真实的生活，我才对尊严、勇敢、爱恋、同情、诚实以及邪恶有了更多认识。我不清楚自己的喜悦或对生活目标的认真态度，以及我站立或者说话的方式，究竟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多少是无意中从其他范例里借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些范例自身有多少是对更为原始对象的模仿，又有多少是模仿的模仿。我自己的文字也是如此。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只要重复他人说过的话可能就是最好的表述的原因。
第一个故事，我想用《黑书》的叙述方式来讲。我向那些已经读过这个故事的人表示道歉——尽管这类故事是常讲常新的。例如，安萨里（Gazzali）在《圣学复兴》（Ihya-ul Ulum）中讲述过这个故事，安瓦里（Enveri）仅用四句诗就将其概括了；内扎米（Nizami）则在《亚历山大纪》（Iskendername）中引用过它；伊本·阿拉比也叙述过它；此外，鲁米在《玛斯纳维》中也提到过它。
我是个小说家。尽管理论使我受益匪浅，有时我甚至会乐在其中。但我也常常感到有必要绕开理论。此刻，我想用几个故事来博你一笑，并借以传达我的一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