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堕落的快乐。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措辞：我们有时会发现放任自流可以让人快乐，甚至带来轻松，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定都有过。甚至，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毫无价值，仿佛重复可以让它成真时，我们会突然摆脱所有那些必须听从的道德律令，摆脱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咬紧牙关努力仿效他人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担忧。而别人对我们的侮辱与我们的自我羞辱，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来，我们就有了好去处，可以幸福地沉醉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气味、邋遢和习惯之中。在这里，我们放弃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对他人抱有乐观的幻想。这休憩之处是如此舒适，以至于对给自己带来了当下的自由和独处的愤怒和自私之心，我们不禁心生谢意。
正是这样，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时，才会感触尤深。少年时代，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对于独自流浪在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主人公颇不以为然，他的快乐和堕落皆出自他的愤怒。他以锐如刀锋的机智严厉抨击自己目睹的一切。我当时把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当做《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变体，那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罪恶感的人。愤世嫉俗给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逻辑和极富魅力的腔调。十八岁时，我第一次读《地下室手记》，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因为它公开表达了许多我自己尚未表露过的、有关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种种想法。
一个作家刚坐下来写作时，他不知道作品会通向何方。但是，我们也许是心甘情愿地沉浸于自己的气味、邋遢、失败和痛苦之中。如果今天，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知道，有一种逻辑会鼓励人们爱上堕落，我们就应该感谢《地下室手记》。现代小说的独创性正是发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阴郁、饱受诟病的矛盾。他对欧洲思想既熟悉又愤怒，对接受欧洲还是规避欧洲也同样抱有对立的欲望。想到事情原来如此，真让人舒畅无比。
在这种窘迫、失控的处境下，《时代》杂志刊载了《地下室手记》。结果，整个俄国连一篇评论文章都没有。
到这里，问题甚至变得更加晦涩，更加混乱了。在面临选择西方还是东方，选择本土特点还是欧洲风格而颇费思量的地方，这样的问题总会存在。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西方自由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他却接受了他们的道理。让我们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伴随着这些思想成长的。他接受过现代教育和训练，具备成为工程师的素质。西方思想塑造了他的头脑，此外他一无所知。我们可以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来说理，想求助于另一种更加“俄国式”的逻辑，可惜他没有选择接受这种类型的教育。在其晚年，他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时，他开始对俄国东正教神秘主义产生兴趣。从他在这之后所做的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这些主题知之甚少。（不过，我仍然喜欢他摆出实用主义姿态，责怪自己“脱离了人民”。）根据同样的思想线索，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应该不会有错：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所有来自欧洲的思想，他自己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就源出于此。他知道欧洲思想一定会传遍俄国，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反对这一思想。但是请让我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对的不是西方思想的内容，而是其必要性，其合理性。他痛恨他们国家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利用欧洲思想来确立自己的重要地位，正是这一点助长了他们的傲慢。让我们别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词典里，傲慢是最严重的罪。他把“傲慢”这个词只作为贬义词使用。在《时间》杂志上发表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Winter Notes of Summer Impressions），曾按时间顺序记载了两年前他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在这本书里，他把西方所有的邪恶（个人主义、迷恋财富，以及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与自负和傲慢联系在一起。在一次怒火发作时，他曾声称，英国的牧师是些既富有又傲慢的家伙。还有一次，他描述了法国人常常一家子自负地手挽手走在街上，并不无嘲弄地称之为民族劣根性。八十年之后，萨特在《恶心》（Nausea）里从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出发，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刻画。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地下室人的灵魂写成的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写信给当编辑的哥哥说：“我不知道这本书会写成什么样子；也许它会缺乏艺术性。”文学史上的伟大创造（比如风格），往往会在作者的预期之外，甚至也很难解释它最终何以实现其伟大成就。它们是令人震惊、解放心灵的发现。只有当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运用全部的想像力穿透小说虚构世界的表面，将所有看似矛盾、不可能的东西汇在一处并使之调和时，才会有这种伟大的发现。
《地下室手记》的新颖独到，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懑之心和理性头脑之间的黑暗地带。他一方面认为西化可以让俄国获益，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知识分子以傲慢的姿态贩卖不偏不倚的物质主义思想感到怒不可遏。让我们别忘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都公认的观点：《地下室手记》是《罪与罚》以及接下来几部伟大小说的起点；他是作者找到自己声音的第一部作品。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这一阶段，是如何缓解其知识与愤怒的矛盾关系的？探讨这一问题是一件尤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小说在形式上采用了一个四十岁男子的愤怒独白。此人是圣彼得堡人，刚刚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他辞去工作，放弃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结果饱尝与世隔绝的痛苦，他将这种生活称为“地下”人生。主人公最初攻击的目标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合理的自我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本来是善良的，如果在科学和理性的帮助下获得“启蒙”，那么人就会明白，合理的行为正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他也能创造出完全理性的乌托邦社会。但是，地下室人却认定，人类即便完全掌控着理性，并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仍然是不能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动物。（这可以理解为：“西化也许对俄国有利，但是我仍然想反对它。”）后来，地下室人将人类对“理性”的使用描述得更加混乱。“一个人的全部活力不是要证明他只是一台机器的齿轮，而是要证明他是人……因此，我们做事情不会按照别人期待的那样去做；相反，我们要听从非理性的召唤。”地下室人甚至还抵制西方思想最强有力的武器——逻辑，连二乘二等于四都要大加争执一番。
《地下室手记》最初被人们看做是一篇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写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针对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于一年前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在西化、现代化的年轻一代里有大批拥趸，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宣扬实证主义启蒙乐观论调的教科书。20世纪70年代中，这本书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新作的序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严厉批判，把他称为黑暗、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则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轻的亲苏共产主义者们孩子气的决定论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愤恨，就仿佛是从我自己心里蹦出来似的，非常真实。
在写小说的前一年，即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失败和强烈不幸的刺激下，第二次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他脑子里想着要逃离妻子的疾患、《时间》杂志（他是这家杂志的编辑）的倒闭，以及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他还计划在巴黎与小他二十岁的情人阿珀利娜丽亚·苏斯洛娃幽会。（后来，当他们最终在这座城市相会时，他却把她藏起来不让屠格涅夫看见。）在一阵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犹豫不决之后，他没有直接去巴黎和情人相聚，而是先去了威斯巴登赌博，并输了一大笔钱。这次耽搁带来了坏运气，但是也让年轻、冷酷的苏斯洛娃原形毕露。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间，她又找了一位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达巴黎时，她甚至都不屑于向他隐瞒事实。眼泪、威胁、毁谤和恳求。痛恨、长期焦虑和凄惨——《赌徒》（The Gambler）和《白痴》（The Idiot）中的主人公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在强大、骄傲的女人面前妄自菲薄，完全丧失了自我。他们受苦的闹剧毫无意义。而首先领受这一切痛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愤怒，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表达他对西方主义或欧洲式思维的反对。他所痛恨的，是经由第二手传入他们国家的欧洲思想。他气恼的，不是欧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颖独到或是乌托邦倾向，而是有些人只为了一点轻浅的快乐，就舞弄着欧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紧抓着刚从欧洲传来的思想，自以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国家的内幕。他无法忍受这个伟大妄想带给这帮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争执的对象不是那些俄国青年，这些人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利用他，进而炮制出一种粗糙、稚嫩、二手的“决定论辩证法”。真正让他饱受困扰的，是有人称颂这种欧洲新哲学，并总能让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指责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但我却将他的这种做法当做一种逃避。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种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逻辑性，而是它应当“没有获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应当触及某种不公正现象。对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宣扬傅立叶决定论乌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现代化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极大的愤慨。在这种表象之后，让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这些人在他们思想的聚光灯下洋洋自得，是他们毫无羞耻、顺理成章地享受着成功。
承认失败、结束了这段恋爱之后，他返回俄国，发现一直饱受肺结核折磨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当时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办的一家杂志陷入困境，正在竭力争取获得许可，创办一家新的杂志，但是失败接踵而来。尽管最后他终于获得许可，但又苦于资金不够，因此，《时代》1月份该出的一期杂志，到3月份才得以出版。杂志没有多少人订阅，版面也非常糟糕。
从这个小场景，我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小说里所有的特色因素。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继续前进，成为一位像莎士比亚那样改变了我们对人性认识的作家，那么，《地下室手记》就是这种新视点的起始之作。仔细研究一下这本小说，我们就会明白他是怎样完成了他的伟大发现。失败和不幸，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那些沾沾自喜的成功者以及傲慢者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而他对那些藐视俄国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开始感到愤怒。但是，虽然他斥责西化，但自己却是西式教育、西式培养的产物，而且仍然在运用西方艺术、运用小说的艺术。他写《地下室手记》，是为了满足这样一种欲望：写一个故事，其主人公经历了所有的精神和意识状态。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急切的愿望：创造一位主人公和一个世界，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这一切矛盾联结在一起。
在此，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地下室人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颇有说服力的（或者至少是成熟的）论争，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个能真心实意接受、维护另类思想的人物。通过创造这个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小说也以这类人物为中心——作家得以有所发现，而正是这些发现使他成为了真正的小说家。做事情违背自己的利益，在痛苦里寻找快乐，突然开始维护你应有立场的对立面——所有这些冲动都在反对欧洲理性主义，反对追求受过启蒙的自我所需要的东西，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因为这种做法一直有人效仿，要评判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多大的新意，也许很难。
我是那种生活在欧洲边缘，不断诘难欧洲思想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地下室手记》低声说给我这类人的秘密，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这部奇怪小说的年代。
今天，我终于可以自在地谈论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及其来源：那就是有人因无法把自己变成欧洲人而产生了忌妒、愤怒和傲慢。早些时候，我把地下室人的愤怒与他个人的疏离感混淆在一起。因为，像所有西化的土耳其人一样，我那时喜欢自认为相当具有“欧洲趣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还乐于相信，深受我敬重的地下室人所阐述的哲学，是一种反映个人绝望情绪的怪癖想法。我完全没有将之与他对欧洲的精神困惑联系在一起。土耳其文学，像俄罗斯文学一样，都曾受到了欧洲思想家的影响。60年代末，涵括了从尼采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土耳其与在欧洲一样广受欢迎。因此在我看来，地下室人阐释他那奇怪哲学的话，就不算怪僻了，而应该是本质的“欧洲趣味”。这一点甚至进而让我远离了小说在我耳边低声倾诉的内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哥哥承诺过要写一篇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但这从未写成。很明显，他无法对自己相信的哲学进行批判。所有富于想像的作家都更加依赖想像而不是理性。与他们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故事和小说里展现他的思想。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既是小说，也可以说是长篇论文；有时，小说这一部分会单独发行。
某天晚上，他经过一家鄙陋的酒店时，看见台球桌旁有人打架，有人还从窗户里被扔了出来。地下室人心里顿时涌出一股强烈的妒嫉：他想受到同样的侮辱，也想被人从窗户里扔出去。于是，他走了进去。但是，他却没能领略到梦想中挨揍的滋味，反而被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侮辱了一通。一名警官认定他挡路碍事，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而且，警官这么做的时候，那态度仿佛是在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甚至不值得别人鄙视的家伙。这出乎意料的羞辱让地下室人痛苦不堪。
让我们来看看地下室人做的一个试验。他想以此证明自己可以与这样一种观念抗衡：所有的人都会本着利己的原则来做事情。
年轻时，我会轻而易举地认同那些脱离社会、幽居独处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活过四十岁是可耻的事情”，这句话尤其让我觉得振聋发聩。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这话从一个四十岁的主人公嘴里说出，而他自己当时四十三岁。但同时我也知道，他断绝与自己国家的关系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毒害。我也相信，过度的自我意识——或者，甚至可以说，任何形式的意识——都是一种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通过自责减轻痛苦，并为何会觉得自己的脸长得愚蠢，以及为何会沉溺于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个人的注视，我能容忍多久？”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这使我对主人公倍感亲切而无需首先去质问他那“奇异、陌生的本质”。至于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里行间轻声道出的深层含义，当时十八岁的我可能有所感觉，却并不喜欢那层意思。更确切地说，我觉得那层意义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绝和它有什么关联，并很快就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