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反欧情绪迅速发展，迅猛得超乎我的想像。这与具有反欧立场的报刊专栏作家的激增大有关联，对此我毫不怀疑。这些作家写道，欧洲“也”有折磨人的现象，“他们”迫害少数族裔，侵犯人权。这些作家抓住一切机会提醒公众说，“他们”是如何如何轻视土耳其人及其宗教。很明显，专栏作家们这样做，是为了掩盖我们自己国家滥用人权、查禁书籍、囚禁记者等现象，是为了让这些现象名正言顺。专栏作家们不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笔去批判这些滋生于国内的愤慨之情，而对那些引人关注的欧洲人发起攻讦。这种事情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它引起的后果却是专栏作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先是反欧、反西方，以及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辱骂，紧随其后的，就是假日的聚餐。它成了一种聚会。大家坐在桌旁，谈论着撒谎成性的西方世界的各种邪恶行径。在连续三间房屋里，我看到叔伯们都是这副模样！以前，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我们在哪一天会变得更西化。但现在，他们用街坊恶棍才会说的那种支离破碎、粗俗不堪的语言，一而再地谈论西方的邪恶。这些人一生的时间都在欧洲购物，从艺术到衣着各方面都吸收了欧洲的思想，他们用西方文化将自己同下层人物区分开来，使自己的优越地位合法化。但如今，这些人都察觉到欧洲在人权方面采用双重标准，于是转过身来反对欧洲。他们现在想把欧洲当做鬼怪，这样，当我们这边有人受到折磨，或者少数族裔受到迫害时，他们就可以说，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们这里，还发生在欧洲。
宰牲节本来完全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借此可以把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但是，在我整个童年的经验里，这个节日以及其他的伊斯兰节日都不是作为宗教传统来庆祝的，而是在庆祝西化和共和。在社会中上阶层，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大家都重视假日本身，而对用羊羔来祭祀则毫不关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做祭祀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假日，每个人都会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装。他们穿上夹克，打上领带，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风格围着一张大桌坐下，吃上一顿“西”餐。二十四岁时，我读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说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又有惊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惊，也绝非偶然。我的脑袋里就是装着这些印象而坐下来写《杰夫代特先生》这本书的。当我们看到别的作家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时，受到鼓舞的我们不但要去识读差异，还要描写，尤其是还要探讨差异。我在这本书里同时讲述着关于共和、西化的故事。我这第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样，为自己对西方毫无所知而焦急，就连那些保持着旧式群体精神、带有共同目标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欢这种群体精神和共同目标，但是我的亲戚们在表达他们对西方的渴望和兴趣时，所抱有的那种孩子气的天真，仍然让我心驰神往。然而，通过这些节假日的亲戚往来，我注意到，在那些对日常事务、报刊标题、年长亲戚所表露的愤怒而进行的讨论和追忆中（这是以平常谈话的方式自然进行的），有一种不安定因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正在遭受痛苦与愤怒，对自己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希望。
节假日时我喜欢看亲戚，特别喜欢去看望叔伯们、姨婶们、远方的亲人、年长的亲戚和有地位的亲戚。我们的姨婶和年长的叔伯们一致约定，在假日期间的往来走访里，尽量对孩子们“好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给我们小孩——甜言蜜语、追忆往事、和悦的谈话——最终，他们也真做到了对孩子们好一些。但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却暗示着我们不愿相信的另一面：对别人好，原来是很费劲的事。今年，我再次听到那些童年的笑话，它们常常令我会回想起儿时的布谷鸟自鸣钟。我享受着假日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寂静、大快朵颐地品味那一成不变的土耳其快乐。这时，我感觉到一种邪恶的存在。让我试着来描述一下。这种邪恶，我认为，来源于绝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远亲，那些亲吻自己女儿的亲戚们，所有那些我童年时令人敬畏的英雄们，他们都曾一度把自己当做西方人，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失去了信仰。他们对西方感到气愤。
他们说，在西方“也”有折磨人的现象。他们说，西方的历史充斥着压迫、折磨和谎言。他们说，西方真正的兴趣并不是人权，而在于自己的先进性。在某某欧洲国家，他们“也”以某某方式迫害少数族裔；在某个欧洲城市，警察“也”以野蛮的暴力压制公民中强烈的不满情绪。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欧洲人在欧洲犯下了罪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继续犯下罪行，而且甚至可以变本加厉。他们的意思也许是说，如果欧洲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应该仿效那些虐待者、审讯者和两面派的撒谎者。我童年度假时，见到某些凯末尔主义乐观分子很推崇欧洲文化，推崇它的文学、音乐和服装。欧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国七十五岁之时，欧洲已经开始被看成是罪恶之源。
以前，我们这里东西方的关系很紧张。我们常常喝着利口酒，嘴里面嚼着糖果，那礼貌的闲谈时而会演变成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唾骂。这时，就算你觉得这些人肤浅、天真，但只要看到这些用心良好的人目光针对的是西方，你就不会过于生气。今天，我看不到任何昔日乐观主义的迹象。在喝过两杯利口酒之后，我们得作好准备，让那些气恼、不幸的亲戚们一吐为快，以恶毒的语言谈论欧洲的邪恶。
他们似乎在重新考虑西化的问题：以前盲目地相信西方启蒙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会误导我们轻视传统，偏离自己的历史！永别了，有着老式节假日聚餐的童年时代，同时随之一去不复返的还有人们的希望、天真和孩子气的好奇心。在那些想西化的人中有一种真诚的愿望：他们想了解怎样才能变成西方人。这种认为可以从西方学东西的信念，在那时非常强烈，而且整个情绪也很乐观。但到1998年我去探望亲戚时，却发现，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诅咒欧洲，无论是在电视机前悲惨嘟囔的年长亲戚们，还是他们那些如今已是富裕中年人的孩子——这些人是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土耳其的大部分财富，却喜欢去巴黎或者伦敦购物。欧洲以前让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现已不复存在。同样，我童年时人们去参加假日聚餐穿的夹克、领带也永远消失了，也许事情就该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有愤怒是真实的。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与欧盟的谈判，目睹了自己虽然费尽力气想做西方人，但西方却仍然不接受我们，明白了人家无非只是想左右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的内容。在这之后，我们感到了愤怒。这种愤怒折磨着那些童年梦想都已成真的老人们——现在这种情况到处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