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德国作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倾心仰慕者，这方面的同道中人委实不少。但我有个朋友对他过分敬畏，于是为了惹怒她（当然，她也是学院派出身），我有时会问，“这个作家真有这么了不起吗？他只写了几部作品而已。如果他算得上有名，那也是因为他那无法写成的大作，而不是因为那些已经写完的作品。”这位朋友回答说，本雅明的作品漫无边际，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这正如生活本身。所以，就像人们对待生活一样，总有那么多文学评论家费尽心机，想拼凑出他作品的意义。而我呢，每次都会笑着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这就是那本书，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读者在想像那个中心的形成时，会感到快乐。
这一版本的《别样的色彩》，是在1999年伊斯坦布尔首版同名文集的框架上发展而成的。但早期的那个版本仅仅是一部散文汇编。这一版本却不然，它将一系列自传性的思绪、片段和情景连贯起来。对我来说，谈谈伊斯坦布尔，或者聊聊我喜欢的书、作家以及绘画作品，凡此种种都不外是探讨人生的借口。关于纽约的那部分作品，始写于1986年，那年，我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它们见证了我这个异国人对它的最初印象，而我的假想读者，则是土耳其人。书尾的小说《凝望窗外》极具自传色彩，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奥尔罕。而小说里的哥哥，像我所有小说中的哥哥一样邪恶而残暴，这与我的亲哥哥——杰出的经济史学家谢夫盖·帕慕克毫无关系。在连缀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惊悸地发现，自己对天灾（地震）和人祸（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极度的敏感，于是，我删去了部分有关政治黑暗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自己体内潜藏着一个贪婪的、躁动不安的书写狂（一个永无休止地写作、永远用文字来谱写生活的生灵）。为了使他高兴，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但在编撰这本书时，我发现，假如与这个书写狂合作的编辑能给作品确立一个中心、一个框架和某种意义，那么书写狂会更加高兴，而不至于因罹患书写症而痛苦不堪。我希望细心敏感的读者，不仅会关注我为写作本身付出的努力，还会留意到此书富有创造性的编辑方式。
1996至1999年间，我每周给《公牛》（Öküz［Ox］）杂志写一些随笔。那是一家政治讽喻杂志。一有机会，我还会在文中配上插图。这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往往都是一气呵成。我津津乐道地谈论女儿和朋友，用新鲜的眼光来探询世界和万物，用语言来看待世界。时间一长，我甚至开始视文学工作为“以言语透视世界”，而并非仅仅是描述世界。犹如绘画需要色彩，一个作家从他驾驭语言那一刻起就该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伟大和令人惊叹。他开始超越语言的樊篱来寻找自己的声音。为此，他需要纸笔，需要有乐观的心态，如同第一次看见世界的孩子。
我将所有这些碎片集结成一本新书，自传是它的主旨。我删掉许多章节，并缩减了一些片段，我从自己的上百篇文章和日记中择出一小部分，并把几篇安排在一些非同寻常的位置，使其适应整个故事的发展弧线。例如，用土耳其语和其他好几门语言发表的、以《我父亲的手提箱》（My Father's Suitcase）作书名单独成册的三篇演讲（包括同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德国书业和平奖领奖词“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In Kars and Frankfurt〕以及在普特博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词“隐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它们在反映同样的自传故事时，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三个不同部分。
本书由生活的一些点滴想法、影像和片断构成，它们至今无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因此，我把它们集结于此，合成一个连贯的作品。有时，我颇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无法将我自认为值得探究的想法诉诸小说：譬如生活中某些奇特的时刻、欲与他人分享的一些琐事，以及狂喜时分从我身上迸出的那些快乐而又具有魔力的字眼。有些片断具有自传色彩。有些是一气呵成的，而另一些则常常由于我心有旁骛而被搁置一边。我像审视老照片一样时常回顾这些片断，而且非常乐于重温这些篇什（但是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对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发现这些片段并不仅是应时之作，也不仅只满足了报纸、杂志的约稿要求，而是超出了我预期要表达的内容，更多地表述了我的兴趣和热情。弗吉尼亚·伍尔夫曾使用“存在时刻”这么一个术语，来描述此类顿悟——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时刻闪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