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很投入，从不把自己置身事外，不论是写他儿子参与拉斯特法里派的活动，还是展现一幅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派分子的生动图景，抑或是描述1992年的世界杯比赛。他对加缪的评价特别友善。他记得自己年轻时断断续续读过加缪的书，而当时萨特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多年过去了，有一回，他从利马的一次恐怖袭击里幸免于难，之后便读了加缪有关历史和暴力的长篇论文《反叛者》（The Rebel），从此对加缪的喜爱超过了萨特。不过，他仍然赞扬萨特的文章能切入问题的本质，而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文章，也正有此特点。
然而，有一种叙事小说很明显是特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小说的创意与作家生活的地方关系不大，而主要是因为作家知道他的写作远离世界文学中心，并能在内心感觉到这种距离。如果第三世界文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决不会体现在它赖以产生的贫穷、暴力、政治或国家动乱上，而是体现在作家意识到，他的作品多少远离了中心，并在作品里反映了这种距离。在这里，他的艺术史（小说艺术史）由他人来撰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着从世界文学中心被流放出来的感觉。一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可以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像巴尔加斯·略萨一样，在欧洲的某处文化中心重新定居。但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可能不会改变，因为，一个第三世界作家的“流放”，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被排挤、永远是局外人的感觉。
我们必须具有可爱的天真，这样才能对自己和中心的距离保持持续的觉知，才能讨论灵感的构成，并找到将其他作家的发现为己所用的有效途径。而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说法，萨特身上没有一点天真或无辜。巴尔加斯·略萨自己那可爱的天真不仅在他的小说里有所反映，而且在他的评论、随笔和其他作品里都随处可见。
有什么可以被称为第三世界文学吗？在不堕入粗俗和狭隘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其文学的基本特点？如同爱德华·萨义德阐述的那样，在所有有关该话题的最微妙的表述里，第三世界文学的观念都可以突出边缘文学的丰富性和范围，还可以突出边缘文学、非西方身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的人断言“第三世界的文学可以起到民族寓言的作用”时，他简直等于委婉地表达了对边缘世界的文学财富及其复杂性的冷漠。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在阿根廷创作短篇小说和随笔。尽管那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但他处于世界文学中心的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赞扬了多丽丝·莱辛，称她是萨特意义上的那种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政治倾向”小说要全力表现所处时代的争端、传说和暴行，而他自己早期的左派小说就是该类小说的典范之作。我们在这些早期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想像丰富、顽皮有趣的左派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在所有作家中，包括乔伊斯、海明威和巴塔耶（Bataille）等，最让他感激不尽的是福克纳。巴尔加斯·略萨对《圣殿》（Santuary）的某些特点加以赞美，例如场景并置和时间跳跃，而这些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着更伟大的表现。在《安第斯谋杀案》（Death in the Andes）里，他就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以下手法——对声音、故事和对话果断地进行交叉剪接。
巴尔加斯·略萨的主人公利图马下士，是《谁是杀人犯？》（Who Killed Palomino Molero?）中的中心人物。这部作品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小说《绿房子》（The Green House）取自一家妓院的名称。书中的利图马过着双重人生，他同样还出现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的某些片断里。巴尔加斯·略萨通过利图马，有根有据、充满同情心地刻画了一位士兵：他那务实的实用主义和坚定的责任感，使他不会走向极端主义，他还真正具有深谋远虑、具备生存的本能和刻薄的幽默。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安第斯那些荒凉、濒临消亡的小城镇中，发生在空旷的山谷里、矿床上、山路上以及荒弃的田野里。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调查一系列可能由谋杀引起的失踪。看过巴尔加斯·略萨其他一些小说的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调查员利图玛下士和从事同样工作的民事警察托马斯·克雷诺，都非常熟悉。这两人奔走在山间，盘问各种嫌疑人员，彼此诉说自己以往的爱情故事，同时还要警惕毛主义光明之路游击队的伏击。他们在路上碰到的人，那些人讲的故事，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个人过往，无疑是一幅巨大的生动画面，勾勒出当时处于苦难中的秘鲁。
在另外一篇关于萨特的论文里，巴尔加斯·略萨详述了他对“利用”其他作家创作手法及形式的看法。后来，巴尔加斯·略萨抱怨说，萨特的小说缺乏机智和神秘感。他认为萨特的论文写得清晰，但是政治立场却很混乱（或者说，让人感到混乱），还批评萨特的艺术过时、陈腐；巴尔加斯·略萨同样也对自己以前在信仰马克思主义时，曾深受萨特的影响，甚至毒害而感到沮丧。巴尔加斯·略萨将自己对让-保罗·萨特的幻灭，追溯至1964年，当时他在《世界报》（Le Monde）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里（它在土耳其掀起了波澜），萨特将文学比做比夫拉湾这类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个快要饿死的黑人小孩，并且宣称只要苦难继续存在，那么对贫穷国家来说，从事文学工作就是一种“奢侈”。他甚至特别强调，第三世界作家永远不能问心无愧地欣赏所谓的文学奢侈品，还总结说，文学是富裕国家的事情。巴尔加斯·略萨的确也承认，萨特思想的某些方面都是“可以利用的”，如细致的逻辑，坚信文学很重要、绝不仅仅是游戏等。正是因为萨特的指引，巴尔加斯·略萨才能穿越文学和政治的迷宫，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最终说来，萨特是一个“有用的”向导。
《安第斯谋杀案》的主人公是士兵们。我们不需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对光明之路游击队有较好的认识。他们代表的，是纯粹的非理性和几近荒谬的邪恶。这与作者随着年岁增长，经历了诸多政治变化有很大关系。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是个现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巴革命非常迷恋，但是，他成熟以后却变成了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对君特·格拉斯之类的人痛加斥责，因为这些人说过，“整个拉丁美洲必须把古巴当做一个典范。”巴尔加斯·略萨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把自己看做是“崇拜玛格丽特·撒切尔、痛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大作家之一”，并且还补充说，“另外那个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诗人，即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年轻时，巴尔加斯·略萨曾评论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美丽的意象》（Les Belles Images）。他在评论中隐秘地指出了波伏娃在写作生涯里可能遵循的指导原则。他赞扬德·波伏娃，不仅是因为她写出了一部优秀小说，还因为她反对20世纪60年代曾风行一时的新小说主张。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最大成就，在于她采用了阿兰·罗伯-格里耶、纳塔莉·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塞缪尔·贝克特等作家的小说形式和写作技巧，但却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写到了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Sebastian Salazar Bondy），秘鲁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此人年纪轻轻就精疲力竭而亡。在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问道：“在秘鲁当一位作家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一定会引起我们大家的哀伤，不仅仅是因为秘鲁缺少合格的读者群和严肃的文学出版氛围。当巴尔加斯·略萨写到秘鲁作家们被迫忍受贫穷、冷漠、无知和敌意时，我们很容易和他一样怒火中烧。甚至就算这些作家能熬过这一切，他们也只被认为活在现实世界之外。难怪巴尔加斯·略萨会说“所有的秘鲁作家最终注定要失败”。当我们读到巴尔加斯·略萨的青春岁月，以及他对秘鲁资产阶级（他将其描述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愚蠢”）的痛恨时，当他哀叹秘鲁资产阶级对读书缺乏兴趣、对世界文学贡献微薄时，当他说到自己对外国文学的饥渴时，他声音中的悲伤确凿无疑印证了那种远离中心的悲伤。这种思想状态，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最明白不过了。
同时，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使他得以免于追求创意的焦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不需要过多地参与同父辈、前辈们的竞争。因为他在探究一个新领域，所触及的主题在他自己的文化里还从未被提及，而说话的对象也是突然出现的、在他的国家从未见过的独特读者群，这让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独创性和真实性。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萨特是个伤脑筋的人物，甚至是个父亲式的人物。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对萨特产生过很大影响，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他同样也是个重要的人物。略萨赞扬帕索斯拒绝廉价的伤感、勇于就新叙事形式进行实验。像萨特一样，巴尔加斯·略萨也采用了拼贴、并置、蒙太奇、剪拼，还有其他类似的叙事手法，来构建管弦乐般和谐的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一家军校受过教育，这使他对军队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写作里也充分利用了这点：如在《英雄时代》（The Time of the Hero）里，他描述了年轻的军校学员之间的敌对和争吵；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里，他讽刺了军队里的官僚作风和性行为。巴尔加斯·略萨特别擅长写男性间的友谊、找到男子气概中的脆弱之处、描述铁血硬汉不可救药地爱上妓女，或者特别善于通过开些粗鲁的玩笑，来驱散男人的伤感。他残忍的诙谐总是非常有趣，但并非无的放矢。如果有人从巴尔加斯·略萨最早的小说读起，并且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那么他会发现，巴尔加斯·略萨一直以来对卓越的现实主义者和喜欢冷嘲热讽的温和派人士抱有好感，其程度要大于对乌托邦分子和狂热分子的喜爱。
《安第斯谋杀案》尽管规避了现代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陈腐假设，但它也不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那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它把“他者”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深植于独特的追求和背景之中，例如巫术、奇怪的礼仪、荒蛮的地带和残忍的行为。但是，把这部小说当成关于神秘文化的粗俗表述，来打发了事，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该小说是有关秘鲁日常生活的一个玩闹、机趣的文本。简而言之，它是一段可信的历史。它对小城镇游击队活动的记述，它对一名士兵和一个妓女间扣人心弦的风流韵事所作的描述，都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如果《安第斯谋杀案》中的秘鲁，是一个“无人能懂”的地方，那么现实生活中，它同样是一个这样的国家，这里的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地抱怨着可怜的工资，抱怨自己竟然愚蠢到冒着生命危险去挣这笔工资。巴尔加斯·略萨尽管总是热衷于实验，他却是拉美作家中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之一。
奇怪的是，小说自身的结构并没有任何的非理性痕迹。《安第斯谋杀案》有两种对立的目标：一是成为一部展示笛卡尔式理智和逻辑的侦探小说，二是要营造一种非理性的气氛，它足以暗示出暴力和残酷的隐秘根源。这些交叉的目标使得小说没有足够空间展现新的视野。《安第斯谋杀案》说到底，是一部典型的巴尔加斯·略萨式小说。尽管小说偶尔会给人混乱之感，但在叙述上一直控制有度，人物声音也有细致的调度。所以，该小说的力量与美感就在于其行文的紧凑。
但是，读者会很迷惑：难道巴尔加斯·略萨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已经变得不知所措？他似乎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回归本土去研究它的非理性、暴行、启蒙前的价值观和各种礼仪。这本书充斥着传说、古老的神灵、山中精怪、恶魔、魔鬼和女巫，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头脑来理解这些杀戮，那我们就错了，”书中的一个人物说道，“这些事情根本就无理性可言。”
读过巴尔加斯·略萨在《安第斯谋杀案》里对光明之路游击队的描述，再去读他年轻时的一篇文章，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那篇文章是写给一位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员的，他是略萨在“与秘鲁军队冲突”过程中丧生的朋友。我们不禁要问，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否青春一旦消逝，人们就再也不可能看到体现在游击队员们身上的人性，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人是否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不会再有游击队员们那样的朋友？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观点是如此令人信服，甚至在政治观点和他不一致的地方，我们都能觉出他的声音带有小孩般的真诚，我们还情不自禁对这小孩充满了爱意。
当然，最后的证据表明，凶杀嫌犯是光明之路游击队员和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卖部，他们表演一些奇怪的节目，让人联想到印加风俗。光明之路游击队在当地的冷酷政治谋杀被披露出来，古印加祭祀礼仪的证据也得以确证，之后，小说气氛逐渐地越变越黑暗。吹过安提斯荒蛮地带的，是一阵非理性的强风。在书中，死亡无处不在——在秘鲁的贫困中、在游击战的严酷现实里、在普遍的绝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