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爱有些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很美。这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最纯洁的感情，最接近完美的关系。我们铭记另外一些作家，则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对写作的激情，或者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对我来说，维克多·雨果属于第二类作家。我年少时知道他是个小说家，是《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的作者。我喜爱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大城市的特点，讲述街上发生的精彩故事；喜欢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展现某种逻辑，让两种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一座城市里同时发生的逻辑。例如，1832年巴黎人互相攻击对方的堡垒时，我们却可以在两条街之外听到玩撞球游戏的声音。他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年轻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当时，我对那些有关城市的耸人听闻的看法坚信不疑，认为这里黑暗而肮脏，是穷人和落魄者聚集的地方。再长大一点，雨果的声音开始让我不安，我觉得它浮夸、做作、炫耀、虚假。在历史小说《九三年》（Ninety-Three）里，他运用大量冗长的篇幅来描述航船上一架松散的大炮是如何在暴风雨里前后晃动。纳博科夫在指责福克纳受到雨果的影响时，曾提出了一个残酷的警告：“人注视着绞刑架，绞刑架注视着人。”对我影响最深，也是我对雨果的人生感到最为不安的地方，就是他利用感情（此处这个浪漫字眼要理解成贬义词！）并通过巧辞雄辩和精彩的戏剧效果为其赚取伟大地位。法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从左拉到萨特，都应感谢雨果以及他对伟大的酷爱。雨果将卷入政治的作家当做真理和正义的捍卫者，这种观念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对伟大的酷爱，对自己已经成功的事实也总是念念不忘。他成为自己理想的活生生的象征，因此摇身变成一尊雕像。他那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和政治姿态让他显得矫揉造作，只能令读者觉得不安。但雨果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天才”时，他自己说，妨碍获取伟大地位的头号敌人就是虚伪。
尽管一直装腔作势，但是雨果被政治流放后，又成功地回了国。这经历就如同他的公共讲演才华一般，为他赢得了一定的信誉。而现在，他的主人公们依然活在欧洲的——以及世界的——想像之中。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法国和法国文学在那么长时间里一直走在文明的前沿。以前，不管法国作家具有怎样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说话的对象都不仅仅是法国，而是整个人类。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如今法国对伟大作家中这个最古怪的家伙依然怀有深情，这也许首先就流露出了对她昔日光辉的怀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