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起，马尔马拉海开始遭受污染，土耳其最大的岛屿布约克卡达不再只是有钱人的宵夜之所，他们的欧式着装曾仿佛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着他们的身份阶层。1958年夏季的某个下午，我和父母搭乘一艘豪华游艇，前往布约克卡达海滨参加一个聚会。我记得那时，我看到许多美貌女子穿着泳装躺在海滨，身上抹着厚厚的防晒油。富豪们彼此招呼着，怡然地谈笑着。身着白色制服的侍应生，用碟子为他们端来饮料和鱼子面包。而黑贝里亚达则是海军学院的所在地，深受军人家庭或是官僚阶层的喜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布约克卡达显得更高贵些的缘故。当我漫步街道，看着那些从欧洲进口的奶酪，黑市来的威士忌，听着从安纳托利亚俱乐部涌出的音乐和人们闲聊的笑声，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富豪”的消闲之地。儿时起，自卑和贪婪常使我非常留意不同阶层的差别；进口摩托车与普通摩托车马力之间的差别；游客来到这里以后，那些坐上马车的绅士与步行者之间的差别；自己上街买东西的妇女，和那些有人代劳、为她们做这些事情的优雅女士间的差别。
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夏季，开始于前往黑贝里亚达之际。此前，学校放假了，海水暖和了起来，适宜游泳。樱桃、草莓都便宜了起来。我孩提时代，人们为去岛屿度假而做的准备，往往要费时很久，远胜于今日。因为，那时岛上的房子里都没有冰箱，那被看做是昂贵的西方奢侈品。在尼尚塔石公寓，我的祖母通常会先把冰箱除过霜，然后，让搬运工人来把它捆好，放入麻袋中，用滑轮将它扛在肩上。锅盘之类的会用报纸包好，毛毯里放入樟脑丸后被卷起，在洗衣机、吸尘器持续不断的轰隆声，家人的争吵声，以及叮叮梆梆的修理声中，大家把椅子、木制家具、冬季的窗帘都用报纸盖好，以免阳光暴晒。所有这些做完后，我们就急匆匆地涌上一艘渡船，其形状独特，一眼就能看出。那时我总是兴奋不已，难以抑制。每个夏季，我们度过的那九十分钟之旅，感觉似乎永无终点。清凉的海洋空气带着青苔和春季的气息。呼吸着如此的空气，我和哥哥会在甲板上一再跑来跑去，央求祖母或是母亲从穿着白衬衫的侍应生那里给我们一人买一瓶汽水，他们总是端着盘子穿梭来去。随后，我们会下到船舱底部和厨子聊天——他总是和一堆手提箱、行李包、冰箱待在一起。轮船到了科纳里（Kınalı）和博尔盖兹的头一站时，我们会看着人们将缆绳系好，欣赏着码头四周发生的一切，对每个细节都格外留意。
除了他们那奢华的公寓、美丽的花园、高大的棕榈树和柠檬树之外，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得这度假胜地的氛围迥异于伊斯坦布尔的任何其他地方——那就是马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坐到马车车夫旁边，我都会欣喜异常。在自己花园中玩的时候，我也会一面模仿着马车铃声、马蹄嘚嘚的声音，一面打着车夫的手势。四十年后，在这些度假岛上，我和女儿玩着相同的游戏。四轮马车和往昔依旧相同，便宜、安静、实用。要喜欢它们，你就必须学会适应弥漫在市场、拥挤的街道以及车站等处的浓烈的马屎味——要学着适应，甚至去喜欢它，直到你能辨别出它来。这样，旅途之中，在马匹疲惫不堪甚至遭到无情鞭笞后，不失优雅地扬起尾巴，将一团热气直冒的家伙拉在林荫道上时，你才能够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1999年的伊兹米特（İzmit）大地震，整个度假岛也都感觉到了，人们都非常清楚，下一次大地震将会距此更近。自那以后，岛上就日渐荒凉了。我喜欢遐想秋天岛上的情形。中小学收假开学了，旅游旺季即将结束，面对空寂的花园，我可以陶醉地沉浸在哀伤之中。我喜欢遐想它的夜初时分，还有冬季。
每个夏季，8月末到9月初，成群的南飞鹳鸟从巴尔干半岛笔直地掠过岛屿上空。此刻，一如儿时，我走入花园，这些朝圣者的羽翼振翅而飞，却几乎听闻不到任何声音。这使我体味到一种奇异的坚韧。孩提时代，在最后一群鹳鸟飞过两周后，我们就会百无聊赖地启程，返回伊斯坦布尔。一回到家中，我立刻就从窗边拿起被晒得褪色的报纸。读着三个月前的旧报道，我会陷入恍惚之中，想：时间过得真慢哪！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别处听闻不到的声音，所有居住于此的人们都对此甚为熟知，并彼此分享这一秘密：巴黎的地铁汽笛声，罗马的摩托车轰轰声，以及纽约奇特的呼啸声。伊斯坦布尔也有一种声音，只为它的居民所熟知。那是一种六十多年来，当渡轮驶入木质码头时，他们听到的金属轰鸣声。我们的渡轮最后终于到达黑贝里亚达了，我和哥哥立刻跑过码头，冲向岛上。祖母和母亲在身后喊着让我们小心别摔倒，而我们早把她们抛在脑后。
去年，正值秋季，我徘徊在黑贝里亚达空无一人的花园和回廊中，回忆起孩提时代，我是如何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些无花果和葡萄。家家户户在回到伊斯坦布尔以前，已来不及摘取。此刻，我怀着哀伤的愉悦，走在这些人家空寂的花园中。过去我们也是无缘相熟，只是远远的知道彼此——我踏上他们的楼梯，在秋千上晃荡一会，从他们的阳台上欣赏着外面的景物。去年，在这里漫步之后，我就像儿时那样，从这面墙跳上那面墙，进到了伊斯梅特帕夏的房间内。以前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我模糊记得，四十五年前我曾和父亲来过这里。当时，这位前总统把我抱在他的腿上，还亲了我。如今，这个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帕夏从政期间的照片，旁边还有些休假时拍的照片。上面的帕夏身穿有着吊带的黑色泳衣，正从划艇上一跃而起，跳进海里。此刻，房间内寂静、空荡，使我哀伤得几近绝望。它们像极了夏末之时，笼罩在黑贝里亚达房屋四周的氛围。屋内的浴缸、水池、厨具、水井、蓄水池、地板、古旧的碗柜、窗棂，还有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物什，都沉浸在淡淡发霉的味道、灰尘和萧条之中。每件事物，都使我忆起了那个不再属于我们的家庭。
直至19世纪初，这些岛屿还只是希腊牧师和神学学生以及渔夫们的过冬之地。1917年革命后，白俄罗斯人开始涉足这些岛屿。于是村落逐渐出现，灯红酒绿的饭店和夜总会遍布岛上。后来，黑贝里亚达海军学院在此建立，随之而建的还有几家结核病诊所。城市里的犹太人社区全部迁至布约克卡达，亚美尼亚人则迁往科纳里。再后来，另一些人涌入这里，为游客服务。尽管度假岛越来越拥挤不堪，但其基本面貌却未曾改变。
出生后一周，我被送到了黑贝里亚达，在那儿度过了1952年的夏天。我祖母有一栋两层大宅，花园环绕，坐落在离黑贝里亚达很近的丛林中。一年后，在这栋洋楼里与走廊一样宽的阳台上，家人拍下了我迈出的人生第一步。2002年，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我在黑贝里亚达租了一栋与从前一样的别墅，距儿时生活的那栋不远。我的五十个夏季，多数是在位于博尔盖兹（Burgaz）的王子岛、布约克卡达（Büyükada）、萨蒂法达（Sadefada）或是黑贝里亚达度过的，写写小说。黑贝里亚达的幼时别墅里有一面墙角，我和堂兄们每个夏季都要在那里刻画下自己的身高。后来，家族遭受了一系列纠纷，经历了商业破产以及遗产纷争，它就被卖掉了。但我仍时不时回到那里看看，看看我们曾在那里留下的记号，看看在那里我们究竟长高了多少。
19世纪中期，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和城市的中上等阶层才开始喜欢在岛上度假，并修建他们的避暑处所。因此，到18世纪末，仅只有稍大的土耳其轻便货艇从托菲恩（Tophane）海岸，行驶半天的时间光顾这座岛屿。再早的日子，这座岛屿就只是战败的拜占庭帝王和政治犯们的流放地；岛上除了有监狱、修道院、葡萄园和小渔村之外，其他地方都渺无人烟。19世纪开始，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和黎凡特人（Levantine），以及各国使团开始将它视为自己的避暑胜地。1894年，一艘英制渡轮投入夏季日常运营后，往来伊斯坦布尔和布约克卡达之间的时间，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快捷”服务的到来，伊斯坦布尔有钱人得以每晚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回到他们居住的岛上，再不同于那些拜占庭帝王、女皇和王后们，他们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花费半天时间，乘坐轻便帆船到达那里。更别提那些在拙劣的王位争夺中失败后，被烧毁了双眼的王储们。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还没有发现安塔亚（Antalya）、博得卢姆（Bodrum），或是南部海岸。那时，人们很难在从卡拉廓伊起航的夜间渡轮上找到位置，以至于重要人物不得不派遣男仆去提前占位，等尊敬的主人到达后，再把位子给他。不论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城市的有钱人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他们总是喜欢用抽烟、凝望海面或是打量对方来消磨时间。这些经常往返的企业家们，也常做一些抽奖活动来活跃气氛。奖品常是大菠萝或是几瓶威士忌——由于比较稀罕，它们都被看做是奢侈品的象征。我还记得叔叔有天晚上回到黑贝里亚达的家中，笑呵呵地拿着一只他赢来的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