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市长的是从海南省省长位置上调任的王岐山，他也是我的老相识。上初中时王岐山是我班上的辅导员，那时流行同一所学校的高中班同学到初中班当辅导员，我班上的第一任辅导员是姚明伟（王岐山夫人的哥哥），中间是蒋小泉，后来是王岐山。从“文革”、“复课闹革命”直到插队，我们都在一起。
数年后，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孟学农则没有这么幸运，后来被调任山西省省长，上任时间不长就遇到溃坝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职务。
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抗上，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而是将它们撒在对敌的战场上。
同期，北京市工商局也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要建新办公楼，正发愁没有合适的位置，于是市计委推荐市工商局与华远合作，在一一二中的旧校址上建设市工商局的办公楼，由华远公司负责代建。为此我和孟局长多次会谈、接触，签订了各种合同，完成了设计和基坑的建设。后来刘晓光看上了这块好地，由市计委强行将市工商局异地建设，而将此地改建为月坛大厦。借助一纸红头文件，刘晓光只给了华远700万元的补偿款，土地就强行被“霸占”了，但我与孟市长的关系并没有断。
一段时间后市长的秘书周亮打来电话，说王岐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见的我们聊了半天旧情。岐山在学校时就是佼佼者，上山下乡时是负责人之一，好像还是团支部书记。当年让我入团时我不入，还被他斥责了一顿。
孟学农早在当北京市工商局局长时就和我很熟。那时华远负责万明寺小区的改造，包括新建一一二中学。因一一二中学校址紧靠月坛体育场，各种体育活动频繁，严重地影响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区政府决定将一一二中搬迁扩建并增建小学，而将一一二中的旧校址交给华远进行开发。
我复员之后再一次相见时，王岐山已经是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老的手下了，后来王岐山先后担任中农信（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体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长等职务，我们都有许多接触，记得在郭庄插队的全体同学还曾专门到他家进行了一次聚会。
“非典”之后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因这种怪异的传染病而冷却了，人们无法聚会，不敢逛街和消费，不敢外出和旅游，连投资和生产都下滑了。GDP的下滑不但让那些“严格的调控措施”无用武之地，“限制过热”已经变成“过冷”了，政府开始担心经济的下滑。
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新上任的孟学农市长苦恼地发牢骚说，地方政府无权管理军队的医院，因此无法准确统计“非典”病情情况，无法统计准确的死亡人数，也无法判断和发布病情通报。没过几天，孟市长就当了“替罪羊”，因“处理病情事故不力，发布病情通报不及时”被撤职了，从上台到下台不过两个月。
领导讲完话后是企业家发言，王市长点名让小潘发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见市长坐对面就开始结巴，我只好打个圆场，抢先发言。我提出应维护市场的稳定，政府应有诚信，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现象，发完言后，我说后面还有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就不等王岐山讲话先告假离席。
王岐山到北京之后，最忙的就是对付“非典”，盖新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消灭和处理疫情。几处每天的新闻中集中报道的都是全球、全国各地的“非典”消息，直到疫情警报的解除。
会后小潘打来电话，对我抱怨了一顿。小潘说：“你走了之后，王市长将火都撒在了我头上，说‘开发商真不讲理’！你发完言就走，也不听市长说什么。王市长说，‘革命是拿刀革别人的命，而改革则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当年我带着你去延安插队，就是去寻找革命的真理’。”我不知道小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打断了小潘的话：“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一挥手，怎么是他带领我们去插队呢？”总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气，向我抱怨了半天，此后这成为了小潘专门用来打趣我的一段闲话。
在这种情况下，孙安民副市长主持召开了企业经济发展座谈会，就是想改变经济下行的被动局面。孙安民原来是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专门负责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请了三十多位企业家，大多数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王岐山回京后与我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同样打乱了经济的步伐。
那一段时间最好的去处是高尔夫球场，许多商务谈判都从办公室转移到空旷的球场，大家球技大幅提高，身体更健康，过去的9字头也变成了8字头（高尔夫初学者一般打100多杆，俗称“三轮车”。破百、见9、进8，是成绩一步一步慢慢变好的过程），许多宣传活动也从楼盘搬到了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