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就流行着“白毛女”的故事，“文革”时“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深入人心的欠债不还钱的杨白劳是个正面形象，而按合同办事的黄世仁则是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
终于，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汪副市长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那是汪道涵来北京开会，我公司下属的华远旅游公司的副经理孙丹的姑姑是汪道涵的夫人，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汪道涵的家庭聚会。饭桌上还有北京市政协主席陈广文，陈主席与汪道涵是一担挑，也与我很熟，而汪光焘也参加了这个家宴。
第三次是傍晚7点钟，我刚要去吃晚饭，接到汪的通知，只好赶到工地。一番检查后他坚持让我请他到工地北侧华南大厦（先后更名为中友百货、汉光百货）一层的星巴克喝咖啡。一堆人在露天桌边聊天，汪来了兴趣，大说其曾经是徐州的开发公司经理，也干过房地产（当时是非商品房的统建），是第一批被国家派到香港去学习房地产改革的人才。他喝了好几杯不加糖的苦浓咖啡，直喝到星巴克要关门了。这次聊天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缓和，汪不是个爱记仇的人，但仍不断地批评我缺少政治头脑。
国土部与北京市政府合谋之后各退一步，最终用付钱还账的办法庭外和解。一是国土部支付了1000多万元的零头（据说是某地方土地局的“进贡”），二是北京市国土局在华远其他一个项目中名义上核减了200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但北京市减免的土地出让金是从评估值上核减的，不是先交后退的，因此没有票据可以做账。
汪光焘副市长是个工作狂，常常为了工作将会议安排在半夜。他恰恰负责城建工作和“十一”五十年大庆的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西单文化广场是长安街沿线、城市绿化的重点工程，自然成为汪市长关注的工程。这个“技术官员”常常会突发奇想地乱指挥，我最怕的恰恰是本来时间就紧，还要常常被打破计划乱来，因此每次会议都会发生许多的不愉快。
我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递信息，希望向刘市长当面汇报，得到的答复则是“不撤销对国土部的起诉，就绝不见我”，并拒绝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只好写了一封长长的万言书作为给市长的汇报，几经周折让市长秘书转呈给刘淇市长，让其知道事件真相和企业的苦衷。
一面是官司缠身，另一面是文化广场要抢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亮相，所有工作都挤在一起，而我每天听到的几乎都是批评声。
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我在汪光焘心中大约永远是个“坏人”的形象。后来虽然我们之间仍有多次的争吵，但都没有撕破脸，或许正是因为这次特殊的家宴吧！
同时我又求华润集团的董事长谷永江专门给刘淇市长写了封信，让市长知道真相。可惜这一切努力都泡了汤，刘淇认定，是我的起诉让北京市失去了上报国土部审批土地的权力，丝毫不认为国土部欠债不还有什么错误。
汪副市长的秘书刚好快到现场时，看到现场的灯全熄了，立即给区委书记王长连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王长连书记又立即将电话打给了我。我对书记说了实话：本计划后半夜换电缆，我将时间提前了，就是不希望汪副市长没有作息时间地乱检查，好像我们第二天都可以不工作一样。王书记气得说要派公安局的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说等把我抓到现场供电局也真该停电换电缆了。王书记只好无奈地转告汪副市长说，是因为临时电要改为正式电而停电熄灯了，让汪副市长白跑了一趟。
1997年华润集团不断追求的是如何抓住机遇扩大发展，但1997年底的金融危机让华润改变了战略，也让国内已经实施了扩张战略的华远地产吃了大亏，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调整战略，已经完成的拆迁房屋在住房市场化政策的调整下变成了废品，而现金几乎因此断流。虽然华远曾发行1亿多元人民币的债券，却无法弥补华润置地扩股但未投入境内的1亿多美元。1998年境外扩股的资金没有调入境内，现金流开始制约企业的正常运转，加上各种官司缠身，所有的企业和国家机关都完全不讲信誉地欠钱不还，更让华远地产困难重重。
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由亲至疏依次分为五等），并差着辈分，但总算是归了亲，有了个依靠。
1998—1999年这一连串的事件让北京市市长刘淇对我恼羞成怒，并多次在大会上表示对我的不理解和批评，这股批评传到了海外，连华润的老总们都在谈论。曾在西城区当过书记的刘志华当选副市长之后，也曾向我悄悄转达了刘淇市长的愤怒。
市场经济是中国不得不走的路，契约精神则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一道长城。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汪副市长确实是个工作认真的干部，但这种半夜检查和开会的习惯，让北京市所有的干部都非常痛恨和头痛。我有两次是晚上11点到大坑开会，各区的建委一把手似乎都在逃会，而让副主任们去对付汪副市长。为什么白天不能开会而非要半夜开会呢？据说升任建设部部长之后，汪光焘仍保持着这个“坏”习惯，也许部里的干部们也很头痛。
这种家庭式的聚会是最能拉近参加者之间的关系的，汪光焘看我和汪道涵聊得很开心，汪道涵还送了我两套书，也就不再摆出副市长的架子，并对我另眼相待。
后来是因为贾庆林书记最后验收时认可了，他才没有坚持让我拆掉。
第四次，我接到其要到现场检查的电话是晚上10点半多，我已经上床睡了，于是我下令让施工现场将全部的灯关掉，向汪副市长报告说现场更换电缆无法检查。
第一次的现场会就遇到汪副市长否定张百发前副市长做出的会议纪要的决定，否定市里为华远完成西单文化广场工程应给予相关项目土地出让优惠的政策。为此，我们面对面地都拍了桌子，最后由孟副市长协调，汪才承认了这一事实，但减少了应减免的额度，从原来认定的1.42亿元变成了9000多万元的减免。不仅让我多花了几千万元，他还在大会上批评我多次。
第二次则是其让我修改已批准的规划条件，将带防雨罩的露天滚梯改为下沉式的滚梯。他好像不知道这要多花许多钱，并且无法按时供货，我又一次坚决不同意。
旋涡中心不仅仅是这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是我个人无法抗拒的政府力量，还有市场的力量，而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的力量。
至今企业的账面上仍记录着国土部欠债2000万元，国土部绝没有单据证明其向华远支付了全部的代建合同款。
汪副市长是来向汪道涵寻根的。汪光焘的上几代的确是出自汪家，但离乡较早，到上海做了丝绸生意，也算是个小业主、资本家之类的出身，按名字中的“字”排行，大约与汪道涵出了五服（“五服”制度是中国礼制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