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部队中常可听到的一句话是“看他这个熊样，就知道不是老兵”。
当我荣立三等功时，我满心欢喜地向父亲做了汇报。这个三等功，是我当干部之后，由师以上的单位授予的，对军人而言，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荣誉。至少我可以向父亲证明，儿子没有辜负他的培养，没有给他丢脸。父亲却对我说：“立个功有什么可吹的？我在你这个年龄早就是×××一级的干部了！”一句话就让我呆立当场，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座凸字形的营房。一、二、三营与团直分别占据“凸”形下部分长方形区域的四个角，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操场。正南门的一排二层楼是团部，“凸”形突出部是后勤仓库与库房，突出部与长方形的接合部是礼堂，突出部两侧是猪圈和小工厂，猪圈的外围是靶场和菜地。部队的家属院和服务社在东门外，弹药库在营房的西南方向几里外单独成院。
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三十八军的优秀战史和光荣业绩，但无疑这支具有优秀光荣传统的部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严格的纪律，顽强的拼搏，勇夺第一、永不服输、不屈不挠、宁可战死绝不后退的战斗精神，在每一位战士和干部的心中扎下深深的根，最终影响整个一生。
队列训练是每天必修的早课。先是一个3000米越野跑，一段时间后是10公里武装越野跑。刚开始，大多数新兵都喘不上气，许多人掉队、呕吐，大冬天的每个人头上都冒着白气，像一口开了水的锅。这样的体能训练是战士的必修课，每天都要坚持。
每一个光荣的部队都有自己优秀的连队和优秀的战史，都有一支代表军魂的战歌。
1968年正常招兵时，如果不是因为父母是“走资派”，也许我也当兵了。如果能有学上有书读，又何须挤着去扛枪呢？当然，也会有人问，“文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摧残，为啥别人留在农村，而你去当兵呢？从表面现象看，这种质问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我要反问：为啥我们的父母为革命流血流汗更多，我们却反而成为“走资派”或“黑帮”子女呢？为啥我们的父母要被关入牛棚，我们成为无人看护的孩子？当时，最不可能“走后门”的人们、最痛恨“走后门”的纯洁干部，也不得不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来保护那些在不公平待遇中的孩子。这也是一种责任，历史的责任。
如今有个流行的名词叫“后门兵”。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拼爹”的腐败，但是，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文革”的颠倒黑白，又何须走这个后门去当兵呢？
紧靠营房的江城村是公社所在地，更是我们经常光临的地方。到了新兵连之后才知道，我所在的4800部队是一支英雄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赫赫有名的三十八军，其中，既有经历过长征成长至今的红军连队，也有抗日战争中组建的优秀连队，更享有朝鲜战争中的“万岁军”称号。
30年前，当团长陈晓庄封给我一个“鸡肋”的称号时，我就知道我的性格也许适合战争时期的军队，但绝不适合平时的军队。
在新兵连里，有严格的先来后到的服从顺序，按入伍时间长短，先来的就是老兵，后到的就是“新兵蛋子”，除了上级的命令要服从之外，老兵的命令也必须服从。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了。那时候，政治形势不明朗，一片混乱，我和战友们私下商量，如果“四人帮”们真的上台了，我们就拉上一帮人上山去打游击。我们开始策划要转移一批军用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当我独自回京时，我的随身行李中装有大量的雷管、炸药等爆破物，也正大光明地携带着上膛冲锋枪和手枪。
也许是因为我永远学不会在长官面前唯唯诺诺，因此失去了提拔的机会，加上婚姻生活的种种不愉快，更使我对无法承担的家庭之重感到无奈。我根本不可能身在部队而去解决好远在北京的家庭矛盾，更无法让个人小家庭服从国家大家庭，忠孝两全几乎不可能做到。但促使我下决心离开部队的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父亲的刺激。
5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人对周恩来总理在强权之下的行为表示怀疑，而不知道可敬可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自身极度危险的边缘却无私地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同样，通过放开参军这个口子，保护了一大批当时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后代。
《钢铁的部队》的第一句便是气势极大的“钢铁的部队，钢铁的长城，钢铁的战士，钢铁的心”，整首军歌记录了这支部队的光荣战史，振奋着所有的战士、所有的心。
整理内务中重要的一环是叠被子。今天的我军连队仍保持着这一光荣传统。整齐的被褥必须像豆腐块一样，被整得有棱有角。新兵的被子里都是新棉花，蓬松而没个形状。这就要求用被包带在练习打背包的过程中拼命挤压，有时还要用硬纸板撑，用报纸包着砖头压，直到整条被子形状变成习惯性记忆状态，以便更容易被折叠成“豆腐块”。上级在检查内务时，除了挎包、水壶的悬挂，脸盆、牙杯的摆放，还会特别关注“豆腐块”。不管被子在土里、泥里滚得多脏，都必须叠得整整齐齐。
在新兵连中，除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之外，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不是当时最红的“毛主席语录”歌曲，而是晓星作词、刘炽作曲的三十八军军歌《钢铁的部队》。
我们没有父辈那样的机遇，又恰逢“文革”运动，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因为父辈们的被批斗而被剥夺了一部分生存的权利，更不可能在和平年代的竞争中迅速创造出成长的机会。当我自认为已经是部队中的佼佼者时，父亲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解放战争中，四野独立完成辽沈战役，并配合完成平津战役，更用极短时间（29小时）攻克天津，活捉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并从中国版图的最东北一直打到最南端海南岛，在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中成绩辉煌。1969年，正是四野司令员林彪元帅已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文革”时代，曾是四野一纵的三十八军就更是红极一时。我这个“红二代”来到这里，也算是名副其实吧。
是的，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的父辈们有着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动荡和日本的侵略，让他们必须在学生时期做出选择，未成年的他们已走上了寻找中国未来的道路，他们在二三十岁时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指挥了千军万马。而我在已近而立之年时却还只是个连队的参谋。
枕头包里则是用来替换的新军装。新战士除了军需装备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私人物品。这个睡觉的枕头其实就是被打扮成枕头包的衣物袋，既是每次紧急集合和行动时必须携带的物品，也是一个战士的全部家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入门仅仅是第一道关，就如一个偶然的机会，你也能迈进少林寺的大门，但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武生，则要在进门之后勤学苦练，打出十八罗汉堂才能下山。进门，并非是“鲤鱼跳龙门”，可以一跃成龙，部队的大门里还有无数的坎坷与竞争在等待着。
新兵连生活是一种一切都从头开始的生活。军队里没有“自由”，只有“服从”。
我是少数的几个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进入军营的人之一。当时，在穿上军装的新兵都被分配完连队之后，才轮到将我分配到二营四连，而我们几个人则只能从团后勤单独领取军装和被褥等用品。一进军营的大门，我们就成了带有特殊标志的人物。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军队是唯一纯洁的地方，也是一把巨大无比的保护伞，更是当时社会中唯一不可缺吃穿的地方和唯一得到更多尊重的地方。
然后，进入队列训练。从稍息、立正的姿势开始，要站得像根钉、像棵松，而且坚持一小时不晃动，这真是个力气活儿！随后，是从单兵到整体的队列训练，从看齐、向左右转，从齐步走、正步走到徒手走，以及从徒手到持枪的各种行进、分列式等。
这些命令不但涉及所有的军事训练、队列训练和内务训练，也涉及所有的生活内容，从穿衣、穿鞋、铺床、叠被子、上厕所、洗脸、刷牙、扫地、打饭、吃饭、洗碗、缝洗衣物，到紧急集合、跑步、列队、持枪……部队的行动都是制式化的，动作严格要求统一规范。在外人看来这些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对军人而言，尤其在各班、排、连、营的长期竞争中，就显得格外重要。
于是，老兵就成为新兵学习的榜样。每天，从早上起床号开始，新兵就在老兵（新兵班长）的催促下，手忙脚乱、连滚带爬地穿衣、叠被，然后跑到屋前集合列队，这一切动作必须在三两分钟内完成。本来尚在不知所措地适应新环境的新兵，在班长的大声喊叫中更是忙了东、忘了西。有的来不及叠被子，就把被子像在农村生活一样卷成一团，堆在床角；有的不是忘了穿袜子，就是左右脚穿错了鞋；也有的不是忘戴帽子，就是忘系腰带，更不要说是整齐的军队仪表了。尤其是半夜吹紧急集合号之时，新兵更会乱成一锅粥，不但集合时间不够用，连背包也打得不成样子，一路跑下来，不是把鞋丢了，就是背包散了架。于是，许多新兵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袜子，更有的连裤子都穿着。其实，老兵不过是在睡觉之前就将衣物按着装顺序习惯性地摆放在合理位置，每天都习惯性地按标准顺序摆放，熟能生巧而已。几周之后，这些就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难题了。即使是农村来的战士，也会很快改变旧的生活习惯而适应新的营房环境。
早操之后，则是洗脸、刷牙等整理内务。不过，新兵先要忙的不是自己的内务，而是先给班长打好洗脸水。这成为每位战士抢着干的活儿，似乎有无上光荣，不仅是“学雷锋”，更是通过表现自己让班长高兴，以便多学些技术的“拍马屁”。当然，也少不了要抢着打扫室内卫生和厕所之类的积极活动。为了争取进步，更有些战士半夜爬起来打扫厕所，以便让自己的名字可以写在连队黑板报的“好人好事”上。
军容风貌、举止仪表，这些军事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训练素质和军队风气。
在完成最基础的队列训练之后，新兵们才多少有了些士兵的样子，才能唱着嘹亮的《打靶归来》，踏着整齐步伐，列队行进，为以后的拿刀持枪训练打下基础。
自“文革”开始，这支部队从东北调入华北之后，就在这个营房驻扎，至今虽然有了许多变化，但营房位置一直没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