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站路程的车费一般在一毛之内，为了省下这一毛钱，我们会长途跋涉，步行回家，沿着城墙外的外护城河（由木樨地向南的那条河），经市府大楼取道木樨地，然后沿铁路向北到三里河。那是段自由欢乐的时光，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一路上，或打打闹闹，或跑跑跳跳的。夏天采着草中的小花，撩拨着河中的清水，秋天抓着不再活跃的蚂蚱，品尝着红的、紫的叫不上名称的野果。从菜市口到三里河或军博，对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那时的北京城还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马路，没有高楼大厦。城外尽是破旧的平房区、荒野和正在建设中的各种工地，我们还要从一条每天都有很多火车通过的铁路跨过。
当时许多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西城区内的四中、八中、三十五中等都是男校。
五年级之后，同学们为了省下公交车费，常会结伴一起步行回家。那时我们住校，通常会在星期日晚归校时，拿到父母给的两三毛钱公交费。当时的公交车是按四分、七分、一毛、一毛五的标准，分站计价的。
不知道今天的中学，是否还有这种高年级学生到低年级学生班中当辅导员的制度。但对于初中生而言，有了哥哥或姐姐式的帮助比只有师生之间关系的教导要有用得多，遗憾的是我们连初二都没毕业，中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上学时的我们每到下课，上千人挤在楼道和楼梯间中，很是热闹。男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除了教员室之外，没有女厕所。学生们可以闻到味就进，不用担心走错了门。
初中的辅导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大哥哥，他们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导师，但却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阅历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据说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保卫祖国、建立强大的中国军队，就必须保留这种男女分校的教育传统，以男校为主要兵源地。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就是一所典型的男校，而与我们一墙之隔的二龙路中学则是男女混合的学校。
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大儿子，高三后他去了越南学习，中间由蒋小泉接手过一段时间。再接下来就是王岐山了，当时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
新学年开学的第一课，就是讲语文课中第一篇文章《梁生宝买稻种》，里面有个人物叫“任老四”。讲到“任老四”这一段时，老师提问了我，也刚好这个班只有我一个姓任的。于是“任老四”就在同学们相互都还陌生、彼此叫不出名字的时候，成了我的外号。至今也许有许多同学已记不清我的大名，但一定还记得我“任老四”这个绰号。如今仍和我保持联系的许多同学也都亲切地称呼我为“老四”，这让一些圈外人误以为我是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其实，班上的每个同学都在课堂中的某个时刻被起过有特色的外号。许多外语单词也都成了同学们的“名字”，如“橘子”、“猪”等等。
1964年秋，我考上了第二志愿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这所学校解放前就有了，曾有许多名人在这里上过学，但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年校庆日，王光美来了，我还跟她一起合了影。从三十五中走出来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约就是王岐山了，当今的中国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还是我初二时的辅导员。
“文革”开始，我和哥哥都成了红卫兵，哥哥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副司令。后来我们的父母都被打倒了，被关进了干校。我们就成了一群没有爹妈管的野孩子，自生自灭，在城里瞎晃悠，我们还打死了一只大狼狗，几个人好好饱餐了一顿。但后来，逍遥时光也没了，因为我不得不去延安插队。
上中学后许多人都有了自行车，有时仍会一路同行，回忆这段日子都会有无尽的欢乐。后来因为不分在一个班，“文革”后联系得就不多了。
当时我们第三十五中学被一条胡同分成了两个校区，北边是老校区，一座解放前的小红楼为其标志。初一时我就在老校区上课，校办也都在老建筑区中；南区则都是新教学楼，还有一个大操场。五层高的新楼从初二到高三，一个年级占一层楼，每层的中间有十个教室，楼层的两端是教员室、试验室、图书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