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翻阅了华威大厦所有的合资文件，发现合同中规定，与挪威的合资公司应支持西单地区统一改造的市政费用，但并未支付。
像华南大厦这种正在进行施工准备的项目，停下来还算是好的，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或正在结构施工之中，也都要说停就停下来，最多允许施工到一个能保证安全的部位。如四川大厦的项目已经出了地面，只被批准建设到地面四层的裙房部分，除了考虑施工的安全因素之外，全国所有的类似项目几乎都“一刀切”地停工了。
而在这些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80年代末期的通胀其实不完全在于投资过热，还在于价格闯关的叠加作用。
那个时期并不像现在有大量的现代化购物场所，更没有综合体式的大型超市和百货商场，也没有综合性的集吃、购、玩于一体的场所，我们在这群建筑中安排了多种商品类经营，有多个风味餐厅，大型的台球厅、保龄球厅，还有美容、美发厅，各种名牌精品店，张大中的“大中电器”就在这里起家，西苑饭店的风味餐厅也在这里落户，各种小商品在这里云集，并散发到全国各地，这里成了北京休闲、购物的重要场所。
当时进入市场干了个体户的经营者，大多是政府、社会无法安排就业，而自己拥有私有房屋的，多数是有过社会不良行为，有过犯罪记录，或来自“文革”中被打倒、被歧视的家庭，他们无路谋生，不得不自己努力。当多数人还在依赖政府、单位时，这些人中的少数人则成了第一批进入市场中的吃螃蟹者。最初时他们就像黑社会中的老大，但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原因正在于他们也从拆迁中获得了应得的收益。
今天，许多媒体与开发商在评论2003年之后的各种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行政限制性措施时，总愿意用“史上最严厉”来形容，却并不知道最严厉的政策是非市场化的指令性，不问什么原因和理由，也不管企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与风险，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至于如何弥补各种损失那就是企业自己的事。
已调到市委工作的陈元同志仍然关心着西城区的建设与改造工作，整体方案确定之后，陈元同志联系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广州市的市长朱森林（后任广东省省长），建议共同合作，在北京为上海市与广州市建立一个集约型经营办公场所，三方政府签署了合作合同。北京市由华远地产公司作为代表，上海市由锦江集团和上投公司作为代表，广州市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南方大厦、广州大厦和粤海公司四家为代表，共同出资建设华南大厦，并委托华远地产代为拆迁和建设。
借着合资公司在珠海召开董事会，我带着律师正式向合资公司提出了支付400万美元大市政费用的要求和各种预算，终于筹到了启动西单地区改造的资金。
刚听到“停缓建”的命令时，我试图利用各种关系向国家计委专审办公室申请列入非停缓的项目；当得知项目必须无条件停工时，我恳求上海、广州方面能继续拨款以完成前期市政工程；当上海、广州方面拒绝拨款时，我乞求银行能给予贷款支持，但被拒绝了。当一系列求助于外部的努力都失败之后，我不得不打消一切依赖于他人的念头，独立思考如何自救，我不得不独自承担失败的风险，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拼搏。
拆迁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般的居民可以用盖好的新房改善其居住条件（当时都是实物拆迁，以房换房，而非先现金补偿再由居民去买房，那时也有“宁要西单一张床，不要外边一间房”的说法，但现在看，那时的三环如今早就变成城市中心区了），但保卫中南海的四团无法外迁，还有延安保育院的院长帅孟奇大姐，曾在“文革”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黄以俊将军和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少将，我们既不可能让他们成为钉子户，也无法让他们留在当地，这就不得不以异地改造的方式解决。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在住房实物分配的时代，大多数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和条件改善住房，只能服从单位或房管部门的分配，因此拆迁是额外获得住房改善的重要路径。住房实物分配几乎与单位分配相似，却又能摆脱单位对住房的控制与约束，虽然居住的距离远了一些，但条件大大改善了。那时大多不是私有产权，即使是单位分房，个人也无能力选择地点，因此绝大多数家庭在拆迁中都获得了“一步登天”的改善。
当人们回忆过去时总会显得比较轻松，当时的岁月磨难却是心中无法忘怀的。
面对如此严厉的命令，不仅是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全国所有的停工项目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能最先从困境中找到渡过危机的出路呢？
结账时戴小明发现多出了一笔额外的消费，问我是否动了洋酒，这时我这个土包子才知道那些洋酒是要单独付费的。也许是看在我成功地从合资公司要到了400万美元的大市政费用的分上，戴小明并没有让我掏腰包。回来后我将剩下的洋酒摆在书柜里，要永远记住这次“无知”的“耻辱”！
放开价格的改革是想用价格杠杆的作用扩大市场的生产能力，从而让短缺物资的产品供给增长，以保证市场的充分供给，再让价格在竞争中和供需相对平衡中回落，但市场在短缺供给的饥饿症中并未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增加有效的供给，尤其是无法弥补历史欠账中的短缺，因此价格在短期内上扬而形成通胀。
我再次动用了农科院的施工队，用加班加点的突击方式建设了“西单劝业场”，并将西单的各种市政路由长安街穿横二条，引入了西单北大街。
难处理的一般是军产、传统私有住房和个体经营户。军产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只能参照相关法律协商解决，而绝大多数军产需要异地安置，保证其土地权属不变，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城市改造的成本。大面积的央产（部委产）大多也会参照军产执行，但杂乱和零星的部分则按居民住房处理。“文革”时大多数的原传统私有住房被没收、征用了。有些家庭还保留了彭真担任市长时下发的产权证书，但多数使用权已被挤占和改变，大规模的退还还没开始，因此有许多争议，通常以产权换产权，使用人另行安置，让私有产权人可以收回产权，也是一种改善。
实施这些改造项目需要大量的改扩拆迁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要扩宽西单北大街还要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大型的改造项目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
华远及时修改了战略，我在原准备建设华南大厦的工地上迅速申请了修建临时建筑的方案和指标，用快速拼装的轻体钢结构板房搭起了上万平方米的集贸式商场“百花市场”，用出租商铺的经营方式，通过市场的经营和出租，既让杂乱的施工场地变成了城市的一道景观，又换取了现金流，增加了地方的财政税收，活跃了地区经济。这一模式受到了建设部的重视，当停缓建给所有的地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善后处理压力时，矛盾开始向建设部集中，我们的“百花市场”则在停缓建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于是各地的市长们、建委主任们、商委主任们纷纷跑到这里来参观学习，并召开了多次现场会，这也成了一条弥补损失的先进经验。
目前的社会对城市建设中的拆迁有许多非议，其实绝大多数的城市拆迁都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合理的补偿条件，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条件都在拆迁中得到了改善与提高，钉子户通常极少，尤其是在实物分配的时代更是如此。而当今最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是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征用与拆迁活动，产权不清、集体利益的分配、宅基地的分配等问题造成补偿安置通常不直接到户，而是通过集体转移，因此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当你拥有了百万级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会希望管理千万级的资产，而当你拥有了亿元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就会把目标定在十亿、百亿。正是因为人类有这种不断修订成长目标的野心，也才有了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目标的动力，人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有一个舞台去演出，而是要不停地将这个舞台扩大、扩大再扩大，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的进步。
最大的问题来自经济的宏观调控。1988年的投资高涨和价格闯关，引发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并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于是政府决定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停、缓建所有的楼堂馆所”，全国大规模的停工活动开始了。
那是我第一次住进五星级的涉外宾馆，每个房间都有许多小瓶装的洋酒，我以为都是赠送的，不但品尝了几瓶，临走时还将剩下的所有小瓶洋酒都打包带回家。
于是区政府同意在未来的规划绿地中将原有的西单体育场拆除，在原地建设两层楼的临时“劝业场”，将必须保留的商业单位和机构搬进临时商场过渡，而居民则全部外迁到其他的地区进行安置。
说实话，当我试图办个“百花市场”时并没有成熟的经营经验，最初的市场中，个体户们经常发生买卖商品的纠纷，多次发生动刀动棍的打斗，流血事件时有出现，一段时间之后，经营才逐步走上了正轨。等到有了稳定的经营收入时，我才从银行换取了信任，争取到了贷款。那时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创新的路上探索，都是在做着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每一次的尝试都要承担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也都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在赌博。任何一个决策，不管事前有多少的讨论、研究，没有一个决策是有先例并有谁敢打包票说一定能成功的。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往往就在于决策者的决心，而成功也常常就藏在这种拼死的努力之中。人生没有退路时，会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前进，我无法知道前进的路上有多凶险，但我知道只有前进才可能有生存和成功的机会，这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随着大市政工程的改造，道路扩宽了，我们又通过申请，在管线走廊上面沿街建设了一长串临时的二层铺面，将西单的商业人流与大型商场连成一片，民族大厦位置上的中学搬迁了，但大厦的建设没有资金支持，右翼王府已改造成了小商品市场。整个西单这一片在恢复基本建设之前，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改造，又从一片废墟的拆迁现场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西单地区的改造才重新开始恢复。
就像过去一个人只能买一双鞋，大多穿破了还要补上几回才能换一双鞋，而改革开放之后，一个人大约要买两三双鞋，有穿的、有换的、有适用不同场合的，但那时的生产只能满足每人一到两双鞋的供给，当每个人都要买三双及以上鞋时就出现了价格的上涨，其他的商品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当时西单北大街两侧沿街的街面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商铺，也有许多的个体户门脸和餐厅，还有历史悠久的第一理发店。其中的一些商业单位（如新华书店等）我们准备将其回迁到未来建设的华南大厦和民族大厦中，但建设周期中有合理的周转问题，当时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是职工的就业安置问题，也包括不可能离开这个地区的治安派出所等，这就要就近安排临时的过渡方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历史上第七次指令性停缓建调控。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数楼堂馆所并非商业性开发，而是以基本建设立项纳入计划的一种投资行为。每当投资进入高潮时，自然就引发通胀。在商品与物资短缺的时代，多数建材如钢材、水泥、玻璃、沥青等都是按计划供给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有了计划外产品的供给，但价格上实行双轨制，当投资猛增时，价格就出现暴涨，也就引发了所有物资的供应紧张和普遍的价格上涨。历史上每当出现这种通胀时，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强制命令许多正在建设的项目停工、缓建，让发展速度慢下来。
当中央发布“停缓建”的文件时，正是华南大厦要打桩挖土的阶段，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开始进行施工前平整场地的准备了，但一纸命令让项目停工了。
民族大厦由国家民委负责投资建设，并参加西单地区改造中的统一市政建设，并由国家民委与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发了会议纪要。
也许在最初拆迁时许多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但城市的发展会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也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这种半截子的工地都建起了临时建筑的市场，一方面改善了市容市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场地，回收了部分的资金。
当时西单的大市政工程已经全线开工，市政工程的费用本应由华威大厦、民族大厦和华南大厦三家共同分担，但民委因大厦的建设资金未落实而一分未付，华南大厦又因“停缓建”的文件而停工，广州、上海方面同时发来函告，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停止建设和停止支付各种款项，这就给正在进行的西单大市政工程的现金流带来了极度的困难。
由于我的入狱，西单地区的改造规划中断了，但原有的规划设计合同仍然有效，出狱后我找到了市规划院，重新完善了整个西单地区东侧的改造方案，并开始分步实施。
除了已与挪威合资的华威大厦之外，沿西单北大街的东侧，经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民委）协商，准备将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今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迁走，在原地建设一栋民族大厦，并将原右翼王府整体迁移至异地保留（最终这项工作未进行）。同时在小石虎胡同以南建设一栋华南大厦，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保留西单文化广场的绿地，在横二条西侧建设另外一栋商业大厦，将西单北大街东侧的居民全部迁移，将整个地区改造成一个集中的商业中心区，同时将在堂子胡同建设煤气站和11万伏的变电站。如今这些规划已经全部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