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凉的——你要喝凉的吗？”
“交给亚古博夫吧。”他一反寻常地吩咐道。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着实累了，尽管他习惯了从早到晚在人们中间，几乎同时作出几个决定，参观几个地方。他惘然若失地站在办公室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犹豫了一会儿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了钥匙，打开了保险柜，里面保存着机密文件。在保险柜小门的内侧贴着一张用红色字体印出来的带有“C”字样的纸——保密，工作机密：“机关决议的使用规定。得到机关记录摘抄的人不得向与执行该决议无直接关系的人介绍其内容。记录摘抄应保存在铁制柜子（保险柜）中。禁止将记录摘抄归入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公文处理，禁止复制（摘自苏共中央机密文件处理条例）。”
“过后你睡不着的……”
“加里克，要给你煎肉吗？”季娜伊达问道。
“煮吧！然后你躺下睡觉，吉努莉亚。我得在家工作一会儿。”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厨房里把没洗的盘子推到一边，从灶台上拿起变冷了的咖啡壶并想给自己倒咖啡。壶嘴里冒出了少许咖啡渣。儿子赶在前面喝光了咖啡。马卡尔采夫骂了句娘，与其说是动真格的，不如说是顺口，他拿起纸包去了自己的书房。从小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出口的库班牌伏特加酒，倒了一高脚杯。旁边是一小瓶药店里见不到的血管舒张药。这么说，季娜伊达特意去了一趟专门门诊部买的。他往伏特加里滴了二十滴血管舒张药，皱了下眉头，喝了下去，打开了小灯并在沙发上躺下。
扔下话筒后他再次打开了保险柜。既然文件夹在他这里，至少应该知道里面装的东西。也许，读过之后会更清楚，为什么它到了这里。马卡尔采夫从来不拿公文包，所以他把文件夹包在了旧一期的《消息报》中。穿上大衣后，他喊了一声廖沙。
“您不再来了？”安涅奇卡问道。
这样的书他就更不喜欢看了。它们会使人脱离常轨。他发觉自己已经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哪怕自己和自己争论了。几十年来他坚信：一切进行得很好并且换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读到似乎有些事情不正确时他会生气。听到说一切都不正确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说到底，难道这不是自由的权利——拥有那些他早就有的信念？为了提神，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并一饮而尽，没有就着东西，只是皱了皱眉。他伸直身子趴下，把小灯转了过去，好不让灯光刺着眼睛，然后开始了阅读。
季娜伊达没有迎接丈夫，就是说，她在睡觉。最近她经常早早地躺下：她说她感到累，但是她有什么特别可累的？鲍里斯也在家，这次音乐显得天籁般低微。他没走出来，马卡尔采夫也没有去看他：孩子平静下来了，谢天谢地。
在车里他机械地把纸包放在了后座上，但马上又把它拿在了手里。他不止一次地听说，如何彼此转交私自出版物并且这是如何危险。他总是嘲笑这种活动。廖沙瞟了一眼领导，没有做声。
“帽子呢，伊戈尔·伊万内奇？您忘了帽子了……在下雪，是湿的……”
他把沉重的灰色文件夹放进了保险柜上面的架子上，放得远点。他的这层架子上放着供中央机关报主编阅读的塔斯社内参、А类和АБ类纪要。给编委会委员的白色塔斯社内参他只是浏览一下，他看的是纪要。他没有资格看红色的塔斯社内参，这并不让他感到委屈。这就是纪律。他只是想到，积累了许多看过的该上交了的文件。锁上保险柜后他给家里打了电话。
“不再来了。有事的话，让他们往家里打电话……”
他不想立刻开始看。出于职务关系，马卡尔采夫多年来逐行地过目东西。在给自己报纸的文章和给中央的材料中他事先知道会看到什么，因此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偏向”的内容上。
他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报纸当做与内容无关的对象加以喜爱。他相信，即便是其中必备的材料也比其他报纸更有吸引力，影响更强。马卡尔采夫有些鄙视那些慷慨签名赠书给他的著名苏联作家。他把图书分配处给他单独放起来的稀缺的外国小说带回来给妻子。严格地说，他向来不读书，但是履行义务。他可以用重量或长度米衡量所读的东西。就像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他必须把这些石头推走。每次他都克制自己，尽量匆匆地一扫而过，减轻负担，尽快看看结尾，只求确信正确然后签字。
洛科特科娃消失在了办公室中，然后给他拿出来鹿羔皮帽子。在走廊里女通信员叫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从车间带来了刚刚压印出来的版面，以为主编会想哪怕是边走边再看一眼。
“煎吧。还是不要了，让它见鬼去！煮咖啡吧。”
“喝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