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你是不晓得生活困难的狗崽子！要得到我和母亲美美地喂到你嘴里的那些享受你还得成长呢。其他的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
不过既然是表扬报纸，总还是愉快的。而更加愉快的是，当讲的不是《劳动真理报》，而是“马卡尔采夫的报纸”时，尽管在最后一版上印着冷冰冰的三个字“编委会”。他认为，报纸是他的，不都在说“图波列夫飞机”吗？马卡尔采夫爱自己的报纸，为错误而难过，并从来不认为，是他犯的错。当报告报纸的情况或者汇报时，他本人会说：不是《劳动真理报》，而是“我们的集体”。
“我和你很久没有谈过了，儿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他高喊着试图压倒甲壳虫乐队队员的声音，这些磁带是他本人自讨苦吃给他从伦敦带回来的。
一劳永逸地串成一条线的这一串业务与马卡尔采夫无关。他可以在晚上看已经排好版的版面。但也可以不看。没有他报社里也有人可以排上、撤下、检查、补充并删减文字。只有原则性的重要的文章他才会亲自在排版前审看。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生活在30年代的传统中，他热爱报纸的幕后活动，他喜欢投入。
“纠缠上来了？”
“用自己的享受纠缠上来了！”
“你的父亲是记者！”
似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但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心动扫描器在一旁轻轻地嗡嗡着，记录下主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并且这嗡嗡声没有妨碍，甚至还帮助他思考。在氧气罩下呼吸得轻松些。
“我们还是建立外交关系吧。”父亲勉强地说道。“如果你没什么可说的，那就听完。不过要把声音弄小点！”
“我过得不定时，爸爸。”
“那要送您去哪儿？”
现在他人也不在。马卡尔采夫一个人吃的晚饭。
“它浑身都是油——你买了后就没打开过！”
马卡尔采夫从星期一开始回忆以前的几天，因为星期天在季娜伊达的坚决要求下，他们难得地去了趟一日疗养院，并在巴尔维哈的松林里散了散步。他们在公园里徘徊，参加了庆祝苏联军队节的节日午宴，然后在带电视机的两间一套的房间里休息。人们给马卡尔采夫做了按摩，建议他做瑜伽练习以缩小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游泳池给他安排了专人教练。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按老规矩鄙视所有他应该享受的服务待遇。在鄙视的同时，他在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给自己树了敌，但是换一种方式他做不到。
儿子没有回答，没有停下脚步，消失了。马卡尔采夫没有受到过世上任何人，甚至是领导人这样蛮横无理的对待。但是他忍住了，没有叫喊，他站起来稍稍打开了儿子房间的门。轰鸣声把他震得耳朵发聋：鲍里斯已经放上磁带了。
“我都说过了，马卡尔采夫，反正你不会明白的。你是正统分子。”
“进棺材你也要随身带着电话吗？”
开会前剩下的时间比会议更重要。在私人谈话、抽烟休息和走廊相遇中他弄清了一系列事情，讲台上是不会讲这些事情的，内部文件中也不会写。这是一些暗示，其他事情取决于它们，包括会议所做的决定以及所有报纸的战略。就像是冰山，几乎全在水下。但是还有某种与冰山相反的不能在大洋中存在的东西：上部向一个方向运动，而水下看不见的部分向一边或甚至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报纸是这样的分成两块的冰山。特别是，马卡尔采夫弄清楚了，会上的报告中将表扬《劳动真理报》，但是明天会因为缺点召他去见领导，这里也没有矛盾。要对一切都有准备，要弄清楚，为什么批评，正确地使自我保护与必须的承认错误相称，以此凸显领导层的智慧。
他亲自到各部去转转，询问谁在关心什么，甚至可以跟普通的员工交谈起来，他熟悉其中大多数人的面孔和名字。副手们是他的影子，他替他们工作，而他们在办公室里为自己拟定次要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喜欢别人简要地向他阐述未来文章的实质，提一句他就能理解并催促道：“下面的！结尾是什么？结论呢？”当然，他首先关心的是战略，即长时间期期延伸的题材，还有另一些题材有计划地空缺，这也是他负责的报纸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意义和大目标不是在编委会上领悟到的。因此他星期一早晨打了电话，让其他人不要等他：他参加思想会议。他去了中央委员会，尽管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
在中央委员会的走廊里他遇到了老同志们。许多人都通过了论文答辩，但还是从早到晚地坐在桌子后面，服从坚定不移的纪律，准备铃响后一跃而起，因此他们得了许多神经方面的疾病。他要是也这样那么现在的职位不会比他们低的。不，他马卡尔采夫去报社是做对了：独立自主性更多，而工作有现实意义，人们也看得到。
德沃叶尼诺夫猛地减小了油门，把视线从道路上移开。
“你有自己的门，我有自己的。从外面把门关上吧！”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满足于谈话不会进行的事实了，重新调整了思路。他准备打两三个必要的电话后就躺下。然后就是躺着看天花板。
说服了自己后他把戊酸薄荷脑脂吐到了烟灰缸里。认为与儿子的争吵是心肌梗塞的原因是荒谬的。这样的吵架发生了不止一两次了。吵架还会发生的，直到，就像季娜伊达所说的，鲍连卡成家为止，那时就会重新用得上我们了——照看孩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知不觉睡着了。他在夜里快一点时醒了过来，脱了衣服又躺下了。季娜伊达听到他脱衣服了，但是装出在睡觉的样子。
廖沙送他们回家后他们有些困乏无力，但还是得到了休息。马卡尔采夫夫妇躺下睡觉时还不到十二点。他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回忆，这是因为上个星期一切都平静，星期天着急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因为这个，他相信，心肌梗塞是不会发作的。
他的话淹没在了轰隆声中。季娜伊达消失了，为的是不让丈夫因为她看到了他的失败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走进了卧室，在舌头下放了一粒戊酸薄荷脑脂，没脱衣服就躺在了刚刚揭开的雪白的被褥上。无礼是应该预料到的，他安慰着自己。年龄原因！好像，我以前是这样的……而这一代人更复杂。我们当然有一定的责任！过分轻率地打到了权威。一个不公正产生了另一个不公正。的确，权威们在许多事情上有过错，但是我们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我们也真行！人也是冰山，大部分是看不到的。共产主义时人们彼此将彻底地开诚布公，那时他们就不会有缺点了。说到底孩子的本质是健康的，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一定要谈谈。
鲍里斯走到窗前，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昏暗的天空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回头看了一眼：季娜伊达把臂肘撑在走廊另一端的门框上并仔细地倾听着父子俩的谈话，因为甲壳虫乐队成员拼命的叫喊声而皱着眉头。
“是你培养成这样的！……你烦什么？没事干了？哪儿来滚回哪儿去，在那儿领导吧！”
“随便什么吧……你过得怎么样，我想知道……”
“你看，我都说过了：不会明白的！”
“这可不行，抱歉！谁付钱，谁就来点歌。所以你不要放肆！如果亲属关系对你来说是返祖现象的话，那么作为被抚养的人请不要忘记物质上的依赖关系。”
“喔唷！又来可笑的那一套了……”
会议的报告人是莫斯科市委的一位书记，丰满而慢条斯理的莎波什尼科娃，马卡尔采夫所深深鄙视的人。她念得从容不迫，眼睛不离开稿子，所有人都做出一副在听的样子。马卡尔采夫不大喜欢市委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有点笨并且情愿在任何事情上搞得过头。透过念得无精打采的单调词语，他捕捉到了自己报纸的名字。《劳动真理报》，报告者指出，发起了新的重要倡议：“不要把宝贵的工业材料扔掉当废品利用！”仅在莫斯科这就有望带来可观的节约。倡议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愚蠢的女人。”马卡尔采夫想道。“我们有过更大一些的倡议，而且你报纸看得不仔细！可观的节约，那是多大呢？我们给出了数字，会有多大的节约！”
“你怎么了？”他问道。
这样一来，星期一，1969年2月24日，早晨差一刻十点，马卡尔采夫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劳动真理报》的工作日在十一点开始，大多数员工到十二点前来上班，只有打字室十点开始上班。洛科特科娃九点半出现在接待室，好有时间让吸烟吸得满是烟味的主编办公室通通风并挑出急件让他亲自签字并审看。此外，她把带有姓名的卡片插入写有“值班编辑”、“值班副责任秘书”和“清样通读者”字样的展示板的开口中，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到，今天谁要交上通读材料，在谁那里取得“紧急见报”的签署证明以便优先在打字室打印，谁把文章排在新一期的版样中，标明字体和排版的宽度。
“你关掉这个讨厌的根德！如果我不对，你来证明。”
吉娜仿效母亲，晚上不再吃东西了，为的是保持体形。她坐着看丈夫吃饭。马卡尔采夫在内心深处甚至高兴的是，鲍里斯又不在并且话谈不成了。他们闹别扭了，尽管父亲努力不表现出这一点来。
儿子看了看他，耸了耸肩，走到录音机前猛地拧了一下旋钮。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哆嗦了一下：本来就很响的声音变成了耳膜不堪忍受的伴有咝咝和唿哨声的咆哮。
“回家，廖沙，回家……”领导笑了笑。“我的私生活，老弟，在家里……”
这时鲍勃出现了。没有打招呼他便推开了客厅的门，匆匆地瞥了一眼父亲，把印有SABENA字样的长背带的蓝色包扔在了走廊里的衣架下面，然后就去了自己的房间。
“耍嘴皮子！”
又过了半小时马卡尔采夫突然穿上衣服向电梯走去。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廖沙惊讶道，他穿过小街心花园把车开到了大道上。
主编没有兴致胡说八道，所以廖沙没有做声。马卡尔采夫在想，今天总算要跟儿子谈谈了。妻子早就请求了，但是他和鲍里斯怎么也碰不上面。在父亲早一些回家的那些难得的日子里，儿子半夜后才回来睡觉。
“你要钱的话我会给的。要知道这是我唯一宝贵的东西。”
“别抱怨了。你什么宝贵的也没有！”
文章立刻被叫做了《美国：无权的苦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皱了下眉头，但挥了下手后就到各处检查去了。值班人员在工作，其他人准备回家，尽管工作日还没有结束。马卡尔采夫认为，新闻工作是创造性事业。不想或者不善于工作的人就是在最严格的制度下也不会工作的。他要求的是自觉的奉献，即贡献出创造的原料，而不是在编辑部从头到尾的磨洋工。此外，劳动纪律是编辑部主任卡申管的，而不是主编关心的事。
“你要它有什么用？”
是星期四，2月27日。灾难在星期三突然降临。
“为什么？”
一天下来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由于无所事事而筋疲力尽。星期天的后三分之一时间他还是坐了下来打电话，并且和需要的人谈过后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季娜伊达责备地看着好不容易才打上电话的他。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父亲在他身后嘟哝了一句。
解释什么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话，他一会儿像对待孩子一样，一会儿发火，儿子也每次都溜开了。鲍里斯留了一头齐肩的长发，长到下巴的稀疏的小胡子，穿着不知是谁和怎么缝制的裤子，而他的举止是剑客和盗贼的杂烩。他回家总是带着一身酒气。在自己的房间无论什么时间，都把立体声根德录音机开到最大声，有时还把电吉他接到上面，乱弹并唱加里奇的歌曲，在维索茨基歌曲的伴奏下喊破嗓子。
“看来，你心情不好！”他不得不后退到走廊。“好吧，我们以后再谈……”
他心情愉快地来到了编辑部。安涅奇卡把有点潮湿的版样分别摊开放在他的桌子上，仔细地把下面的纸边向上卷起来。他从上面开始看，因此袖口可能蹭上黑墨。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浏览了版面，站了起来，捏住它们的边缘好不弄脏手。负责这一期的是责任秘书波利修克，于是马卡尔采夫拿着版样亲自去了他那里。他与秘书讨论了第一版的一系列重新安排，问清楚了第三版空白地方的内容将是什么，询问了卢日尼基体育场比赛的比分，为这场比赛留出了空白的一行，他吩咐给《美国：贫困与眼泪》这篇文章想出一个更新颖的标题来。
“你没有正确地理解我。我不打算领导你。可我们毕竟是亲属……”
“你认为我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
“可跟你谈什么呢？”
1939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德国带回来一台“奥林匹亚-艾利塔”牌打字机，是专门为帝国各办公室小批量生产的。马卡尔采夫从不用打字机打东西，但是它永远放在家里的书桌旁边。战争初期他把它藏了起来，那时他改了名字。伊戈尔害怕，法西斯的打字机会成为罪证。而战后他找到了它并重新带回了家。不久前他突然想起——要把一份文件草案中的一行补打上去——但是没有找到。打字机在哪儿呢？原来是鲍里斯把打字机送去了寄卖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