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长得不难看。苗条，修长的腿（要是好好穿戴就好了），线条优美的脖子（如果让它露出来就好了），波纹状的头发（如果梳理得适合的话），脸庞美丽大方（如果注意别让下巴因摩擦粗糙的校服而长满疖子就好了）。在学校，一切都给她解释明白了，反复说明了，规定好了，该如何认识某种现象，或者是事物，或者是制度。只是没有解释，该如何认识她出世就是女人这一点。
“您想让我对丈夫隐瞒什么事？”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通过了在区委的面谈。委员会一位委员问她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父称时她回答道：“我母亲是单身，只是为了登记我她才想出了父亲的名字。”
由于不明的原因，“幸福”一词在俄语中只有单数，可是“不幸”一词却有复数。
“什么？您会后悔的。”
1938年，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处要求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紧急召回其驻莫斯科记者，因为后者企图采访出狱的人士。不久后来了一位更年轻的驻地记者填补他的空缺，他叫唐纳德·奥克斯比，剑桥大学毕业生，俄语讲得费劲。
“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我们希望您能劝导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苏共十月区委会书记Б. 西纽科夫
“科瑟赫，不要斜视。”女教师开了句玩笑。
“按我说的姿势站好！”女舞蹈教师喊道。“我走一遍挨个检查。”
在三个小时中重复一个名字没有带来任何好事。当唐纳德回到新闻照片处时，克秀莎还没来得及清除掉照片上所有面颊上的脏痕迹并在所有工人工作服的位置描出西服和领带来。奥克斯比先生在克秀莎上面俯下身来，好看看她是如何熟练地做这个的，但是没能让视线离开她透明的小耳朵以及这只耳朵旁红褐色的鬈发。鬈发随着奥克斯比的呼吸摆动，于是他完全停止了呼吸，担心妨碍修片员责任重大的工作。
托尼娅站着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害羞。一切都无聊，太无聊了，要是别人讲起来，她都不会相信的。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没有出过国。以前未曾提出过出国的请求。
“请记住：往后退与紧贴在舞伴身上一样难看。记住了吗？”
“克休——舒——阿，”他发出了音，“克休舒阿……这很简单！”
“我看，您不太健谈……遗憾！要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您保全家庭的……”
“您别难过！她不过是个傻瓜……”
出境档案资料
·伊弗列娃的幸福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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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已得到苏联旅游者在国外行为规则方面的指导。
“他有一些可疑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教育，警告。请帮助我们，这也符合您的利益……”
“那样的话我想警告：不能提起我们的谈话。”
苏共十月区委会推荐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参加旅游团队到保加利亚旅游。
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向唐纳德说明了，外国人需要对苏联生活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也全都听明白了。奥克斯比认真地把发回自己报社的材料送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接受检查并顺从地删除了所禁止的一切内容。
“那他看什么手稿吗？”
“不要争执，我看得更清楚！”
托尼娅长成了听话的孩子。如果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母亲（她变得特别容易激动）立刻开始哭，女儿受不了这个，所以顺从地同意做她根本不想做的事。作为少先队员的她在家里也戴着红领巾，曾当过大队部部长，团员时进入了全苏共青团委员会。她什么事都跟得上：上课，社会工作，音乐。租来的钢琴要花钱，所以不能白放着。
托尼娅幸福的烦恼事来了。一段时间后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对女儿坦白说，她早就和一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希望和他住到一起。他是画家，画肖像的。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以前对这么做感到难为情。
“他是独立自主的。”
他的父母到克里米亚疗养去了。托尼娅开始留在斯拉瓦家里。她的母亲吓坏了，她认为，女儿的命运会重蹈她的覆辙。但是他很快出现在了她们家中并问道，如果他和托尼娅结婚，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是否会反对。轰动一时的新闻：安托尼娜·科瑟赫嫁给了记者，并且总的来说，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不是什么糊涂虫，这个消息传遍了托尼娅的女友们那里。
求了婚。她又吓坏了，但是同意了。
“请注意！男舞伴，请走到女士跟前。齐步走！现在用你们的左手拿起女士的右手，把你们的右手放在女士的腰间……很好！”尽管音乐教师安托尼娜已经快二十岁了，还没有人把右手或左手放到过她的腰间。她紧张得甚至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男舞伴。身体的轻轻接触只是让她绷紧了全身并向后离他更远了。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鉴定书（一式三份）
“那就更有必要了！他何必从事那些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呢？顺便问一句，他在家里写东西吗？”
在第38音乐学校工作期间，伊弗列娃·安·唐同志表现出自己是内行的专家，有能力完成交给她的工作。对待领导的任务勤勉严谨。因工作出色曾两次获得传令嘉奖。在教师集体中享有威信。
奥克斯比对共产党员的博爱观点十分有好感。有一次他需要给关于苏联工人生活的文章配照片，于是他去了塔斯社的新闻照片部。他挑出了几张照片，上面是脏兮兮的拖拉机手和挖土工人正面带笑容。人们向奥克斯比解释说：由于照片是供国外用的，需要再次把它们修描一遍。修照片的姑娘对奥克斯比说，既然急着要，她下班后留下来并全部做好。需要过三小时后来找她。她叫克秀莎。《每日电讯报》的驻地记者唐纳德·奥克斯比在莫斯科逛了三个小时，并且重复着修片员奇怪的名字，免得忘记：
“我不需要帮助。”
父亲的来信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寄到了。信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莫斯科投递的。奥克斯比先生写道，他等了自己的恋人六年，而后来，由于没有任何消息和希望，他结婚了，并且现在他有两个女儿：凯洛尔（为了纪念母亲）和休吉（为了纪念克休舒阿）。很像，对吗？而他寄信是心存侥幸，没有特别指望能找得到收信人。克谢尼娅对女儿隐瞒了信的事并且没有给奥克斯比先生回信，尽管也不怨恨他，而对他的关心感到的更多是感激。
“是。并且我对丈夫没有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