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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 作者:李敖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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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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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

龙应台开出的名单,假货之一就是柏杨。我深知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给他太太的密件里,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党中央的深厚关系。柏杨离开救国团后到《自立晚报》,虽然开始另有调门儿,但正如姚立民《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所说:“柏杨批评台湾政治,批评传统文化是实,但对‘元首’父子则毫无指责侮辱之处,与陈琳、骆宾王二人檄文中之偏重人身攻击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姚立民自然没有看过柏杨给他太太的密件,不知道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龙应台对李登辉说:

这段话,极值得我们注意。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背景与素质,即使入狱前后,亦未少衰。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以上所说,当然还有许多旁证。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在《自立晚报》发表的,竟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的马屁之作!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混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即使是回护他的孙观汉,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在《连政治犯的“罪”都谈不到》中,也明说了柏杨案的这一特色。龙应台说的“对民主发展”、“对自由主义”如何如何,其实柏杨完全沾不上边。龙应台全是胡说八道。即使柏杨出狱后,仍二次发表对蒋政权捧场之文,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由于我对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被气死、死不瞑目的原因不在他被人肯定,而在他被人不由分说,硬把他排排坐在一些假货中间。

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在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的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

■看来殷海光如果活着,他会被气死;如果他死了,他会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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