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龙应台写道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我们看看一九四九年龙应台笔下败兵和流亡学生的一幕。豫衡中学
不干净的手摧残、夺取，再用不干净的手发还，值得肯定吗？在有限的生命里，当还能说话时，不说；那么，打开囚房的门又有什么自由的意义呢？
少写了什么？还是那个老缺陷，她少写了“原因”。也许龙应台程度不够，写不出“原因”，但她总可以反问一些问题吧？龙应台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这“五千多个孩子”，要从河南往南跑到越南，为什么？什么动机值得他们这样冒险？什么暴政值得他们这样躲避？什么仇恨发生在“五千多个孩子”心里和身上？有必要这样子南逃吗？“五千个孩子”最后“剩下不到三百人”，偌大的牺牲、惨痛的代价，就是为了大人煽动的“反共”？龙应台啊，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么错乱？为什么不问问，大人们在兵荒马乱之际，带着“五千多个孩子”，在洪流中流窜什么？所为何来？
龙应台花了太多的生花之笔，写出“五千多个孩子”最后“剩下不到三百人”的故事，并写出国民党败军之将黄杰的“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就这些吗？龙应台一定发生了错乱，一定少写了什么。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一九四九”引发的错乱，太多了、太多了。
这段故事，可有后话吧？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
我怀疑发还没收的勋章、在涂白的空格里重新填上战史、恢复军职、复职补薪，是最高价值和最有意义的象征。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
杨虎城死后近六十年，一件怪事发生了，杨虎城在大陆的族人，竟写信给台湾的马英九，竟要国民党的马英九来平反杨虎城。多荒谬的想法啊，竟还把国民党这一烂团体当成某种正统呢，这显然是一种错乱。为什么要凶手为你平反呢？曾心仪有感于孙立人案的老将军的心态，有三段动人的话：
为杨虎城平反？我们岂不自囚了自己？
我怀疑，老将军所谓的“当局”能够找到最真确的方式达到恢复他们名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