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白描了黑狱的种种：
■《乔家才入狱记》一定有“一九四九”吧？
二十一年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倖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一、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多么你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啊！多少粗枝、多少细叶、多少大事、多少小节，龙应台啊，你太小化了“一九四九”！你太小看了“一九四九”！
大觉醒来已白头。
二、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岁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戴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
国破家亡两重忧，
七、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提出去审讯，一会儿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出去。
六、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三十九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八、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XXX，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牢里二千一百日，
九、坐牢坐到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月三十一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三、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牢房轮转）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不但“一九四九”，才真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呢，因为乔家才在中国大陆上经过大风大浪的，见过“大江大海”的。看看他书里的几个片段吧：如他写一生被抄家三次，先后是“（军阀的）山西宪兵、日本人、国民党（自己人）：
四、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他感慨革命的下场：
卅年革命有何求？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五、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像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