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百姓逃难，千辛万苦，即使惊魂甫定，在心理上，也会有点故障吧？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其中最惨的是小孩，以一九四九年上海《大公报》统计为例，慈善团体光在一月九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与小孩成对比的，是大姑娘。大姑娘流离失所，劫后余生，只好卖身，青岛撤退前，大姑娘在码头上苦等，没机会上船，因为船都给骄兵悍将占了，当时任何军人只要肯带走她们，不管做姨太太或做丫鬟，她们都干。唐诗中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说“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正是古今通用。
□“小百姓式逃难”中，逃到台湾来的，至少都经过千劫百难，他们在劫难之后，喘息虽定，可是却惊魂难平。多年逃难到经验，使他们之中，有的已有“心理变态”。一九六一年，我住在台北陋巷里，对面住着陶泓，比我大几岁，是逃难来的。一天，施珂大哥同陶泓聊天，施珂说：“我过去逃难逃久了，全部家当一背就走。所以今天养成习惯：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背就走那么多。”陶泓说：“这有什么稀奇！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提就走那么多，我比你的习惯还要好！”我在旁边听了，忍不住苦笑，真的，一提就走的速度，的确高于一背就走；一提就走的重量，的确低于一背就走。他们都是逃难专家，他们逃得心有余悸，他们不再有“恒产”了，因为他们没“恒心”了。他们的“恒产”只在一提一背之间，他们随时准备仓皇就道，因为他们午夜梦回，耳边经常有炮声一响！十九世纪英国打油诗人爱德华李耳（Edward Lear）说两把旧椅、半截残烛、外加断柄老壶，是他“全部的身外之物”（all his worldly goods），比起施珂、陶泓来，逊色远矣。今天在温床上诞生的、在暖房里成长的人们，他们无法想象逃难前后的一切情况，他们会说，既然逃难，何不早走？其实哪里这样简单！以出走的时间而论，一定得万事俱备条件才成，否则安土重迁，人之常情。首先是“敌情判断”，这一点上，小百姓就差大老爷一大截。大老爷洞烛机先，小百姓如何赶得上？当然大老爷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就是一例。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杰作，说日本鬼子要来了，为了焦土抗战，所以自己先火烧长沙，不料烧的烧了、逃的逃了，日本鬼子却没来，这下子群情愤激，举国大哗，国民党只好枪毙个把将军来为上级做替死鬼。长沙大火的例子，说明了逃难的“定时”（timing），实在良非易事。长沙大火以后，国民党学乖了，再也不说哪个地方会失守了，相反的，不但不说失守，反倒硬说“共存亡”了。所谓“共存亡”，就是“大家谁都别走”的意思、“大家谁都不许走”的意思，国民党既然守土有责，小百姓自可少安毋躁。
□六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此“一九四九”大搬家也。
■书中一大主题，在写“一九四九”的大逃亡，美化说法是“一九四九大迁徙”。她落墨了一些小人物的逃难，但却规避了从蒋介石以下达官贵人是怎么跑的。这个主题一定得对照着写，才得知真相。作为对照，你说来听听吧，龙应台细皮嫩肉，她懂什么逃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