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池的水是33度，保证我们不会着凉。我感觉是个在失重舱里的航天员。没什么东西能将我挡住，我本可能毫无反抗地倒栽成头朝下的姿势。不过，有两只救生圈在我的胳膊下撑住我，另一只则套在脖子上。我的病痛似乎减轻了；我漂浮着，水摩挲着我的脸。孩子们的声音回荡着；我听凭自己进入一种美妙的恍惚状态。
我已经躺了超过一年。贝阿特莉丝尽其所能也耗尽体能地照看着我；我和她已融为一体。虽然我们的身体伤痕累累，但在布列塔尼海滨的凯尔巴普康复中心里，我们是招人疼的一对。她是如此之美。在这个满眼都是海难后沉船残骸的世界里，我却有过海的神通。我们脚下的大海摇曳着我们的梦。贝阿特莉丝的血常规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一种医生也说不清的“平稳区间”。我不论到哪儿她都陪着我，她在我进行所有的锻炼时都为我鼓劲。我们的日子很充实。
我们从来没有在脑损伤的那层楼里停留过。我看到一个女人安静地走过，还有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突然，男人开始嚎叫，做着些狂暴的动作；他不再是本来的他了。母亲哭着，孩子们紧紧抓住了她。必须带走丈夫。脑损伤，就是地狱。它几乎不改变外表，只会改变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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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普遍已经恋爱、订婚甚至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又重新形单影只，是多么的悲伤啊。男人尤其会抛弃伤病中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有些女人会承受不住。
如果我们长睡不醒的话，我们会少受些苦。
我还没有为事故赋予一个意义。在贝阿特莉丝走后，一种晦浊的安静降临。心理治疗师试图宽慰我。我摔断筋骨是为了逃避贝阿特莉丝最后的痛苦吗？我是不是卖命给了这个五十年来第一次要求我们解雇数百员工的集团？对于我这个一直寻求着极致的人来说，这是否仅仅是一次多余的加速？我是不是曾经想过靠近贝阿特莉丝，分担她的痛苦、感受她的焦虑？也许是吧。她不在的时候，我就不存在。
我们和西里尔以及其他人在夜里笑到很晚。贝阿特莉丝贴着我的身体睡在我的小床上。她在我的肩上入睡。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宁静过。朋友们照看着孩子。
我们给每一位护工和护士都取了个外号：我心爱的贾贾，叫我玛蒂，克莉-克莉，朵儿，玛丽莲，优优——其他的还有：狂吻中的阿里克，乖乖女碧姬，芳香悠悠，真福使者，棕发索菲，小妹弗朗索瓦兹，古祭司路易，教皇若若，老Q若埃尔，大夫让-保尔，大老板布斯奈尔。
从她日常的信笺中透出了不安。她害怕支撑不住；孩子们太吵闹，她在科西嘉的山里感到可怕的孤独，在这里柔情不再存在。身体的爱抚，牵手的温存，孩子的头靠在肩膀上，我们永远不能再重历这些了？
多少件衬衫，多少条裤子，多少张床单，我都是这样烧掉的啊——每次都要等到我无知无觉地闻到烤肉味时才反应过来！
贝阿特莉丝筋疲力尽。十六个月来，她没有离开过我。她的病似乎停了下来。这是个陷阱；贝阿特莉丝为我将自身消耗得越多，将来的债就越沉重。
我在凯尔巴普很好。贝阿特莉丝是所有人的朋友，我们的孩子也各有自己谈得来的病人。我继续关注集团的事务。我做些决策；我有种运筹帷幄的感觉。贝阿特莉丝必须休息，必须让她换换环境，让她找回她的方向标。她不愿离开我。我坚持着。她答应去科西嘉三个星期。这对她来说是场灾难，对我来说同样如此。我并非是向我的身体诀别，但只有她在场时我才能撑得住。意气消沉。我缩进了床里。我失去了话语的用途。
我不再有意愿，我没有任何念想。只有惯性支撑着我悬浮在水床上。我想睡，但是无法入眠。一些想法在我心头纠缠不休。为了安慰她，我常常会抱起她、撑住她；但我也常常逃避她，因为焦虑使我顿生嗔怒。我怎么可以这样懦弱？我宁愿消失。
我们的孩子们去拉摩尔海滩学校上学。他们属于凯尔巴普大家庭的一部分。
田园诗般纯朴的爱情在轮椅之间结成。一个背弓着的高个子年轻女孩被她的未婚夫抛弃。我相信大厅里有一半的人爱上了她。她很忧伤。
西里尔承受着一种无法确诊却不断发展的病症。他在他可怜的轮椅上慢慢地向死神靠近。一天晚上，他表演了一场剧目。观众没有外人。西里尔登台了。他的一段段滑稽小品让我们笑得眼泪直流。因为做起来极为辛苦，所以动作很不连贯，他开始表演一段脱衣舞。他最后在轮椅里一丝不挂，还把轮椅所有的零件给卸了下来，甚至包括轮子，虽然社会保障部门并不能为他支付这些东西的费用。
都是天使。
全瘫的人不再有胸肌。他们艰难地通过横隔膜呼吸。对于这种呼吸所需要的生理反射，我花了几个月才驾驭；有些人就一直做不到。他们只能永远地连在一台机器上。
我差不多是躺在轮椅里，遥控器放在下巴下面。很快，我成为操控方向盘的能手，能和康复中心里那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比一比了。残酷的痛苦盖不住青春，青春在欢笑，青春是喜悦的。青春的欢笑感染了成年人。无限的希望洋溢在中心里，教人如何不被其征服呢？每个病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症状。“屈膝”在各类瘫痪者金字塔塔基上的，是那些膝关节患者，那些有一天会重新走路的人。他们为四肢瘫痪的人帮忙，这些人是绝对位于塔尖的。其他的人则埋在石膏塔里；一些金属结构的器具越过他们头顶露了出来。他们是如此的脆弱，必须加固得像混凝土一样。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个非洲汉子，他露出一口雪白的大牙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慢慢地向后倒了下去。没办法去扶住他。他整个身体摊开倒在了地上。只听见石膏和铁制材料撞击地面的声音；他幸免于难。
在医院，我发现了伤痛者的悲惨，残疾人的孤独，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者被社会排斥，如此多的年轻人失去纯真。直到这场事故使我窥见这种苦痛的广阔无边时，我才因此拥有了被保护的感觉！一些年轻人在这些康复中心里度过了一年。他们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人探视。他们躲起来，为他们的惊惶无措、为他们的负罪感、为一种极端不公正的感受而哭泣。
我为她提心吊胆，她独自一人心力俱疲。我们能找回信心吗？
我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学着坐起来；在一间透过大观景窗能看到大西洋的大厅里，我被躺着放在一张直立床上。日复一日，倾斜度每天递增一度，直到绑在床上的你可以胜利地重新立起身体，直到最后你可以正着眼睛看那些理疗师和护工。这种总看别人鼻孔的日子结束了！一旦身体能立起来，你就可以在一张轮椅里坐着了。
贝阿特莉丝对所有人都能说上句体贴的话；她有时会花时间去陪那些情绪悲观的人。当他们沮丧时我们是有数的——他们会从食堂消失，宁愿在他们的房间里独自哭泣；她于是尽力去了解是否可以探望他们。看护的工作人员都带有一种医护界里难于想象的温柔和体贴。病人会待上很久，平均是一年；克里斯托弗在这里待了五年。很年轻的他染上了一种病毒；现在，他和我一样全瘫；一整天，他都感到冷，离不开墙上的取暖器。夏天，当阳光打到玻璃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一扇窗后，出着汗，却冻得发僵。全瘫的人存在这个问题——冷热失调。尽管表面上神经的灼烧感燃遍了我，但我常常冷得彻骨。我感觉是块刚刚在滚烫煎锅里来回翻炒了一下的冷冻牛排，人们吃我的时候还带着上面的脆冰。很多人为了取暖而抽烟；那些气管切开的人则通过他们脖子上的大洞呼出烟雾。
当初我们从未预想过灾难。
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强烈的个性就能展现出来；从大厅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人们以各自滑稽的故事互致往来。有个病人每天都会走上一条“错路”——他塞满的是肺而不是胃。这样可会死人的。护理人员急忙赶来。其他的人安静地等着。当事态恢复正常后，大家又起劲地笑了起来。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每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痛苦。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有两次，我的轮椅在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己走起了道。我把桌子都带着顶到了墙头。响起一声惊恐的叫喊，但是没有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