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夏天，我们的远航是在猛烈的密史脱拉风［11］中进行的。大海被染成白色，海浪在涌到甲板上之前，已将船尾撞开了个大口子。我父亲在一张风暴帆的帮助下，维持着航行。当我们靠近加尔维时，我才能够站起身，摆脱掉兄弟几个围挤在船舱里发出的异味。我们像支凯旋之军似的开进了港口。我们自豪地在父亲身旁操作，将船停在码头，码头上的人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从风暴中走出来的这船人，特别是我的父亲坚持要扬着帆靠岸。一年一年，远航的距离在拉长。我们走遍了整个科西嘉，然后是撒丁岛、厄尔巴岛、意大利的海滨，最后是伊奥尼亚海和赞特岛。我们在赞特岛上发现了一个公墓，这里聚集有五十多位我们先祖的坟墓，他们生前曾给威尼斯人当过雇佣军。
这些远航令我陶醉。在一道道帆下握住船的栏杆仰望星空，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乐趣了。这块白色的物体在黑暗中愈行愈远，穿行于海面上闪烁的一束束磷光中；船身有力地劈开海浪，浪花像香槟的泡沫一样渐渐散尽。
［2］保皇党人给拿破仑起的绰号。——译注
［8］奥德翁，巴黎一剧院名。——译注
有一年的夏天则是场灾难。我们从里斯本出发，原本设想第二天能到直布罗陀。早上三点，海水凹陷进去，但没有险情。我们继续着航行，所有的帆都扬了起来。雷尼埃值班，船头迎风劈浪，船以最安稳的方式高速地在波涛上前行。一声可怕的撞击。就这么一下，海难就来临了！海岸上的一处灯塔应该没有正常工作。雷尼埃是从另一处灯光开始计算的，于是我们就被径直抛到了圣文森特角上。亏得有奇迹发生，这是岩礁中的一块沙地。撞击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我从我的小床上直接被掀到海里。没有人受伤；船侧倾下来，但没有裂开。很快，在晨雾中，出现了一些带着驴来救助我们的农民。他们用绳索拉起船，一部分人点起一堆旺火供我们取暖，其他人则将船清空，把船内物品卸载在他们的驴身上。我们跟着队伍到了村里，他们向当局报了警。因为拖船，我们必须等上两天，我们得住在他们家里。我们受到了一种殷勤备至的接待，这是人性本善的遗迹；仿佛只有贫穷才是它的先决条件。
［6］贝特朗·杜·盖克兰(1320—1380),被称为布列塔尼之鹰，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译注
［3］“格莱尼”，英语中“奶奶、外婆”的意思。——译注
当我想到这些镶金的花季年代时，我承认我是个宠儿。对那些带给我深深烙印的影响，我不由自主地尽力去确定它们的来源。有一些属于基因遗传。从相貌上看，我带着祖父乔的长相。有人说我也继承了一部分他的精神，以及他对于女性人群的品位。从外祖父沃古埃那里，我拥有了对美的感觉，甚至带着矫情，以及对权力的兴趣。后来，在我在酩悦· 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VMH)工作时，以前为他现在为我做秘书的玛丽-特莱丝，不停地向我回忆对比这些相似点。从“格莱尼”那里，我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遗产——清教徒的道德观和美国人的心态。直到结婚时她都信奉新教，后来她保持了这种宗教的严苛作风，并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淡然。
我父亲弄到一条十二米长的船。我们第一次渡海直下科西嘉时，我十岁。我们的母亲陪着我们，自然的力量让她感到恐怖。直到进入“有千般笑容的大海”［10］的海港时，她才重新找回自己的平静。
［10］苏格拉底曾用“有千般笑容的大海”来指称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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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梅湘(1908—1992)，法国作曲家、风琴手与鸟类学者。——译注
［1］指法国大革命时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这一阶段。——译注
［11］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燥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译注
我在风和水的力量中学会了坚持，面对大自然我懂得了谦卑，但也学会了对它们嗤之以鼻的艺术。
［5］格拉塞出版社1974年出版。
四年后，我们的父亲买了艘更大的船，这是一艘用玻璃纤维制成的十六米的顶级船，有两根桅杆和两只船舱。航行时翻起一道长距离的浪花。我们现在从拉罗谢尔出发，从直布罗陀绕过欧洲海岸，深入地中海直下土耳其，最后回到葡萄牙返航。
这些长距离的远航对于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具有深远的影响。我父亲的权威通过令人惊恐的力量表现出来。在遇到一些难处理的操作时，他有时会发出可怕的叫声。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阿兰脸色苍白，保持着彻底的沉默；雷尼埃撇下我们不管，狂风暴雨般地宣泄着，脸上浸满了屈辱的泪水；而我呢，父亲可怕的狂吼声让我颤抖之余，我让自己理智下来，试着分析这种失控的原因。海水和狂风在船上的喧嚣使他不得不狂吼，偶尔，紧迫的危险还逼着他一边怒斥一边在甲板上猛跳。
［9］指巴黎的先贤祠。——译注
我们家族的这一支在土耳其人的一次袭击中死去。公墓的一个工作人员看护着所有这些坟墓，但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我们在这个公墓里停留了近一个小时，在这里我们家族两百年的历史展现在面前。所有这些生命都浓缩成石头上的一个名字和两个日期。从日期上的时间间隔看，有些比较长——想来该是骄傲地在此长眠的一位长者，另一些比较短——这是年纪轻轻就夭折了的孩子。这一次参观留给我一种眩晕的感觉，以及对时光流逝的一种感慨，岁月随着一代代人变迁，而这个共宿的公墓却显示出时间的仓促。
［4］蒙面党徒：指的是1935—1940年法国法西斯组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成员。——译注
遗传因素，以及这两个大家族生活方式(一种是旧时代的，一种是与时俱进的)带给我的品位，两者组合到了一起。在我身上，奇怪地既有责任感，又混有一种对身边环境的冷漠。一种能不辞辛劳的高傲感。甚至在悲剧发生后，甚至在我不能动的状态下，这些组合因素都是我行动的动力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