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代尔很无聊；他不知做什么才好，就像不知道该去求拜哪个圣徒——他会说成，不知道该去拜会哪个“深臀”！因为这个地方甚为偏僻，加上积雪很厚，我们住在那儿的日子里，一直弥漫的浓雾使能见度也非常有限。他不敢走得太远，因为我常会昏厥，后来我在这儿曾经发作好几次。白天里他游手好闲，夜里他就过着堕落的生活。这不是那些禁规和一间间关闭的房门能挡得住他的。
安托万向朋友圈子做了咨询，他建议我去圣劳伦斯河的河口静休，在一个离狼河很近的由嘉布遣会修女操持的小教堂里。
在我们到达蒙特利尔时，他负责去租借一辆车；他带着辆他找得到的最大号轿车回来了，这是辆林肯大陆，一辆带染色玻璃车窗的加长轿车。蒙特利尔下雪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他提议到城里带点热度的大街上吃晚饭；他找了一家肯德基，他一边大嚼着鸡肉，一边贪婪地盯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妓女。我禁止他带人回宾馆；他生气地回答我说，他出场是从来不需要贴钱的。
爆发出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会场里一部分人站了起来(当然除了那些坐在轮椅上的我的兄弟们！)。我向他们说享尽宠溺的儿时的我，说贝阿特莉丝，说生活的教训。我宁愿选择瘫痪带给我的富足，而不是我的阶级给予我的富有——我感觉我的生活更为充实，我最终成为了人。
这里有五十来位“患者”。从第一次聚会起，我就意识到，这些男女老少都在生活中受过重大的挫伤。在他们“正常”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使他们受尽煎熬的悲剧，大部分人是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承受——乱伦，娈童(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教区里的神父)，强奸，还有些我不想说出来的事。我看到有老年人痛哭倒地——他们要用超过五十年的时间才能道出他们的痛苦。我被这里洋溢着的同情之心所打动。他们身体上并不痛苦，他们痛苦是因为要带着他们的秘密生存下来。这是些被虐害过的人之间的交流；只要有一个人坦白，所有其他的人都会直言不讳。我明白了大厅里散开摆放的十几盒舒洁面巾纸的用途；这是心理障碍人士的圣餐面包。
我向嘉布遣会的修女们告知，会有一位非基督教徒一起来，但他对我的起居是必不可缺的。
诸事不顺。巴黎的冬天漫长不休，令人痛苦。我的脸因为过敏而浮肿，情绪跌入了低谷；我不再离开床，窗帘拉了起来。只有音乐占据着一个毫无生气的灵魂，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人来访。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遗嘱——《四首最后的歌》——在循环播放着，犹如天籁。阿伯代尔约了安托万表弟，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总是会出现。我可能哭了；只是不舒服。我忘了。阿伯代尔在我头上搭上一条湿毛巾，再放上一个冰袋。我渐渐失去知觉。
返程途中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冰球场里停了下来，与福音电视台的人会合。这里聚集了五千多名“信众”。他们时而向嘉宾报以高声喧闹的赞同，时而对那些令他们厌倦的嘉宾毫不掩饰地吹起口哨。我参与见证了一位前冰球冠军的演讲，他饱含着一种新鲜的神启情怀，接着是一位很有人气的女歌手，她因癌症正濒临死亡，她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球场正中安放了一个像拳击台一样的讲台。我向阿伯代尔指出要每五分钟将我转一下——尽管有许多摄像机和巨型屏幕，但我想能面对着他们每一个人说话。
“在十五天的’爱心治疗，中，”我的表弟精确地说着(阿伯代尔已经开始搓动双手)，“一个人，不论他过去有什么样的伤痛和谬误，都可以在一种平和、谨慎和共享的气氛中得到解放。”
我们在巴黎接待过的福音电视台女老板和她的男友介绍我们出场，他们加上了很多头衔、称谓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阿伯代尔请那位帅小伙负责将轮椅搬进拳击台里。他则把我托入他的双臂举了起来，费的力气比那位好心男生搬我的轮椅要轻松很多。阿伯代尔戏剧式的入场使这几千名正在喧哗的观众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什么也没有准备。
“向嘉布遣会的修女们出发！”他兴奋地说道。
一天的安排非常严苛——早上七点钟起床(我们是五点半)，晚上十点半熄灯。
这十五天使我又通上了电。
阿伯代尔时间精准地为我在台上调整舞姿；我们从拳击台退场的那五分钟里，赢得了全场的起立鼓掌；很多只轮椅移动到出口通道，为了能向我致意。我花了漫长的几分钟试着去亲吻一位漂亮的全瘫女观众；她流着泪的双眼道尽了一切。在搭乘返程航班之前，我们向主办方表示了谢意，然后筋疲力尽地悄然离去。
“我首先要特别向坐在轮椅上的我的兄弟们致意，向所有的残障人士致意，也就是说，向你们所有人致意，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属于生活的残障者。”
“阿伯代尔，在那里只能做上半身的事，请您切记。”
第二天，我们在晨曦中出发，以蜗牛的速度来穿越一千公里。他接通了调速器，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打着瞌睡。我们现在是在圣劳伦斯河边一条被雪覆盖的小路上；夜色降临，阿伯代尔迷失了方向，他无法看懂当地的指示路牌。最后，在一处俯瞰着河水的无名之地当中，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木制建筑。我们停好了车子，一位年迈的嘉布遣会修女(阿伯代尔的头在干什么！)——她们的教规里许下了清贫和贞洁(贞洁，阿伯代尔！)的誓愿——穿着棕色粗呢的修女袍和一双单鞋，在雪地里迎候我们。有几辆比我们简陋些的车已经停在了那里；修女看到我们的车和车内的乘客显得有些惊讶。他打开轮椅，将我从座位上抱了下来；当我身体痉挛时，圣女显得很慌乱。修女院院长从来没有和我们这种兄弟会的朝圣者打过交道；她宣布了要遵守的那些严格规章——保持安静，二楼及以上仅供女士使用(阿伯代尔瞥了一眼)，遵守时间表。阿伯代尔房间的门框上方挂了一块板，上写“上帝居于此处”。“正常。”阿伯代尔评论道。这不言而喻是大吉大利的！
加拿大的一家福音电视台之前邀请我参加它的十周年庆典。电视台在巴黎采访过我。那次访谈节目并没有浓郁的天主教色彩，在加拿大被重播过好几次——在漂亮私邸里的全瘫贵族以及他坦诚的言语，赢得了不错的收视率。我确认出席他们的庆典，日期正好与我们在修道院里静休结束的时间相吻合。
我躺在我并不舒适的椅子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床单，是阿伯代尔决定给我打扮得这样怪异的(他向我承认，他被他房间里一副将包着裹尸布的基督安放进墓里的画像所震动)，我是唯一一个不为自己而哭的人。与所有这些最终表达出来的恐怖事件相比，承受失落和病痛纯属小儿科。瘫痪的模样、白色的床单以及我的安静无语，使其他人颇为震惊，他们吓得不敢接近我。慢慢地，他们走了过来，与我谈着知己的话，尤其是女性——我随时随地可以效劳，我在哪儿他们都知道(！)，我一直有时间，而且我能听他们说。偶尔，我刚说出一个词，就会使对话者千言万语喷涌而出。我是躺着的心理分析专家，身体健全的病人则倾着身子倾诉着。
飞行过程中，阿伯代尔要了三份餐。
吃饭的时候，在这本该安静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这张广受欢迎的餐桌变成了这些女士们聚会的场所，她们是阿伯代尔在夜里常常光顾的对象，她们也是我倾听诉说的对象。修女院院长召集我们面谈，请我们遵守默思的规章。但这只是徒劳！在休息的那几个钟头，我们十来个人在我的房间里重聚，爆发出来的笑声取代了祷告声。修女们最终选择了放弃，在考虑得失后取消了这一期课程。阿伯代尔似乎使那些漂亮的抑郁症女患者们又恢复了生气；时至今日，我与这些女士中的很多人还保持着联系。一位生活在北方森林里希布加莫城的年轻母亲使我动过体恤之情，这是她第五次上这样的课程。她那怪腔异调的伊努伊特口音增添了她的魅力。
